• <rt id="oiztq"></rt>
    1. <cite id="oiztq"></cite>
    2.                                

      夜闌枕畔憶沉浮

      陳賢俊

      一、軍旅生活

      194911月 ,其時我18歲,離開廣州市二中,參加二野軍政大學,一路行軍兼學習,19503月到了昆明,經過一段時間的集中訓練,19506月軍政大學畢業,大部分的學員都分配到連隊,只有我們100多人留在學校工作,學校改名為軍政大學云南分校,任務是改造起義軍官,我被分配到七大隊大隊部任宣教工作員。19513月改造起義軍官工作結束,該校原班人馬轉為中國人解放軍第三步兵學校(后來改名為陸軍學院) ,于是我又轉入軍事學校受訓,原計劃三年,后因大練兵的需要提前畢業,于19538月步兵學校畢業,分配到連隊任排長,19543月調到十三軍軍事干部集訓隊任軍事教員,19556月轉業到云南省國營邱北農場工作。

      軍隊生活大約6年時間,經受了部隊生活、行軍鍛煉,學習了 一些革命知識,進行了思想改造。在軍事學校,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學習了軍事技術,戰斗指揮等十幾門課程,武裝了頭腦,爾后去當軍事教員,就將學到的東西付諸實踐。到我轉業時,我已是軍事集訓隊射擊教研組的組長,當時頗受器重,可惜由于種種的原因,部隊不能留我,只好復員,轉業 到地方工作。

      二、農場生活

                                       1、做勞改農場的干部

      19556月, 我轉業到文山自治州公安局,由公安局分配到邱北農場(對外是云南省地方國營邱北農場,對內是第××勞動改造管教隊),我被分配到三分場當統計員,這是陌生的工作,但只要有文化,也可以勝任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入行了”。很快,工作頗有成績,1956年底云南省召開先進統計工作者代表會議,我被評為先進統計工作者,代表文山州參加大會,一時便紅起來了,在當年的調整工資中即晉升了一級。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斗爭,我都被視為積極分子,因此到1958年精簡機構時我被調到總場部當秘書,負責秘書科的工作。

      1955年到1958年之間,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成為農場的紅人,因為我寫過幾篇文章,影響頗大;第一篇文章是關于我個人的先進材料,說是個人材料,實際上是將農場的統計工作有層次,有分析地寫了出來。富于創造性和靈活性,有統計工作與其他部門工作的聯系,都寫得比較生動和切合實際,說明了統計工作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為如何做好勞改農場的統計工作開辟了一條道路,有說服力,是一篇好文章,這是大家公認的。第二篇文章,是民主人士要到農場,參觀檢查工作,農場方面要向民主人士匯報工作,當時領導指示叫我寫這份材料。材料寫出來之后,經過大家討論,一致認為寫得好。待向檢查組匯報時,檢查組很滿意,陪同檢查組一齊來的公安廳的干部,亦大加贊揚,材料很實際,文章有骨有肉,有說服力,使人聽了以后對農場的管教情況、生產情況、發展情況有較深入的理解,確實是一份好材料。第三篇文章是為×個案件翻案的文章;1957年臨時調我到管教股幫助工作,當時在犯人當中搞個叫做“安全運動”。叫犯人自己交待自己的違法違紀行為,檢查思想,深入批判,但是我們有些干部,輕信犯人的口供而窮追不舍,結果犯人迎合干部的心理,說出來的事越大越受到表揚,說假的也無所謂,一個犯人說了和另一個犯人有聯系的口供,立即找另一個犯人逼供,這樣一來,把一件小小的有逃跑思想的口供,變成有逃跑行動,再變成有組織的越獄逃跑,再演變成為放火燒房子之后逃跑,然后演變成為與外界××組織有聯系的犯人越獄逃跑的案件。犯人既然說了出來,要收回也不容易,情況不得不向公安局匯報,公安局認為是大案,但也認為有不可信之處,公安局指示農場調查核實,農場領導指派我去核實此案。經過10天左右的時間深入調查,各方面取證,我把此案全盤否定了,認為它是假案,是由兩個犯人編造出來的假案,我將前前后后的過程寫了一篇文章,要說服許多人,尤其是那些經手弄出這件案件的人,因為某些干部總是以為犯人說出來就是真的,如果我現在沒有真憑實據,又怎能說服他們呢?

      在農場這段時間,我工作很順利,當時是共青團的支委,政治學習輔導員,業余活動、唱歌跳舞、游泳、打球、樣樣都參加,表現很活躍,有段時間還兼場部的司務長,管伙食,事務很多,管得也很寬,我們的場長也是廣東人,他對我很信任,下面分場有什么問題,總是派我去解決。有一次我被點名去滇東南大學讀書,我已去到地委報到了,但場長還把我要了回來,對我說:“你不要去,這里需要你呀!”場長去北京開會一個多月,場里的工作,基本上是交待給我。

      由于工作得很順心,也很有勁,于是很不愿意離開農場,我申請把愛人調來農場,(我19492月回老家結了婚,4911月我便參軍,夫妻相處不到5天,解放后妻子從鄉下來到廣州與我父母共同生活)但她不肯來,而申請將我調回廣東,經過幾番周折,組織上亦同意我調回廣州,195758日接到通知,但我513日才離開農場,到了地委組織部,那個干部對我說:“剛收到通知,即將開始整風,一切干部凍結,不準動,你還是回農場去吧,以后再說,”于是我又乖乖地回到農場。

      我在秘書科工作,我的房間里有一臺電話總機,開電話會議或接受上級指示都在這里,有兩件事與此有關,值得一提:

      (一)19585月間,大躍進,大煉鋼鐵期間,縣委來電:“即派500名犯人到××地集中,聽××指揮,參加大煉鋼鐵工作”。我向場領導匯報,領導很難為情,因為調動犯人的事是公安部門的事,需要公安局或公安廳同意,黨委不宜介入,但現在黨委竟然要調人,如何是好?只好請示公安局,一時電話沒有接通,把事情擱下來,第二天沒有動,第三天也沒有動,于是縣委以不聽黨的話對大躍進有抵觸的罪名,興兵問罪來了。農場的場長最難當,因為農場的一切應該是公安系統的事,但有許多事情,地委下放給縣委,于是縣委看到農場有多種潛力,有很多油水,便向農場插手,要這樣,要那樣,很不好應付 。

      (二)19583月的一個夜晚,農場一分場來電報告:“有七八十個農民,打著氣燈來到我們蕃薯地強行摘取蕃薯秧苗,我們勸說都不聽,我們無法處理。”當時場長不在家,我向副場長匯報情況,副場長發火了,一面叫我匯報縣委,一面帶了一個班的民警去現場,遠遠看見火光沖天,好熱鬧的場面,副場長不由自主地叫民警嗚槍警告,搶薯苗的人便四散逃走了。就是這件事,第二天縣委即派人來興兵問罪,說農場不顧群眾關系,如何如何!事情也就過去了 。后來我在勞教所又遇見那個帶隊來搶蕃薯苗的干部楊××他說當時也是縣委布置的,到農場要蕃薯苗。他也因此事而來到了勞教所。

      以上說的是兩件事,都是公事,本不值一提,但因為后來有人都把這兩件事作為一筆帳算在我的頭上,說是我把事情弄糟了,說是我制造出來的矛盾,這能說不冤枉嗎?

      1959年初,由于反右派斗爭的深入,農場的場長周劍華被劃為右派分子,原因很復雜,除了上述兩件事認為他不聽黨的話之外,還有在糧食問題上說是替犯人說話,說犯人吃不飽,是犯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等等。另外,他的愛人也因大鳴大放時寫了大字報,有攻擊黨意思,早已被劃為右派,開除了工作。總之那時候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表面上看來是這些問題,但實際上還有內在的原因:因為云南省委的組織部長(鄭×) 、宣傳部長(王××)都是廣東人,已被打為“反黨集團”;而文山地委書記(梁×)也是廣東人,也被打成右派,已送去農場勞教,而我們場長周××也是廣東人,因此受到牽連。另外還有一些內幕,這里就不必說了。

      我們場長被劃為右派,我這個當秘書的怎么能幸免呢?所有周場長犯的錯誤與我有關,而且我又是廣東人,說我是階級異已份子,右派份子的走狗,右派份子的得力干將等等、等等,但我又不夠右派的資格,因此,只好加上壞份子的帽子,送去勞教。對此,我亦無話可說,乖乖的去勞教便是了。

                              2、勞教所的生活片斷

      195948日,我走進了勞教所,這個勞教所原來是勞改農場的一個分隊的地方,1958年初成立勞教所時才劃出來的,這個地方叫做水圍寺,因而也叫水圍寺農場。這個地方我很熟悉,原來是我們三分場的一個分隊,我在這里種過烤煙,種過三七,也在這里辦過案,一切都不陌生,問題是今時今日身份不同了。

      一進勞教所,便知形勢險惡,能否有命出得去?是個未知數,因為59-61年,在我國叫做“困難時期”,有些干部都會因缺乏營養而水腫,何況是勞改,勞教 人員呢?我在干部工作崗位時已深知此事最為難,提高犯人糧食供應標準不允許,不給犯人吃飽,犯人死亡的增多。公安部再三有文件通告,要求各勞改場控制非正常死亡人數,但實際死在勞改隊,勞教場的人不少。我在勞教所兩年多,看到死了的人當中我能叫得出其名字的都有好幾個,其中兩個人和我比較接近的值得一提。

      1)和我同一天進勞教所的繆正和,他是少數民族,身體很好,神高神大,是云南人,沒想到他挨不到一年就死了。(2)還有一個叫郝式的人,是個山東大漢,原是公安局一個偵察員,多次來農場和我拍檔工作,他進勞教所比我早一年,我剛進勞教所時,他還教我如何如何保命,如何對待勞教所的問題,我也很相信他,還給他一些東西吃,資助他一些錢,當時他還是很強的勞動力,可是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身體跨了,一跨到底,最后就死了。

      水圍寺附近有座九連山,山腳下埋著許多勞教人員的白骨,勞教人員中流傳著一句話,就是“去九連山排隊”說起來就心寒啦!實際上一進勞教所便意味著爭扎在死亡線上。

      勞教所有個衛生隊,身體不好的人便到那里去養病,但是他們缺乏覓食的機會,養病也是枉然,只有越養越病。在衛生隊里死了的人也是叫病號抬去埋葬,實際上是半死的人抬死人,看見就悲慘 極可憐極。更奇怪的是那個衛生隊的醫生×××竟然使用口服葡萄糖兌水作為葡萄糖注射液給病人注射,死了人。(當然,最后這個醫生被判刑了)總之,那時進了勞教所,情況非常恐怖。

      本來我的體質也不算好,但是我為什么能堅持勞動,頂得住風浪,活了下來呢?到今時今日我可以總結五條經驗,也是有意義的回顧吧!①當時我身上還有錢,買東西吃沒有問題。俗話說錢做膽,飯做力就是這個意思。只要能買到吃的東西,我都絕不吝惜金錢 。農場干部生活水平很低,每月只交9元伙食費,其他就不要花什么錢了。而我每月70元工資,沒有其他負擔,當然就有儲蓄,當時還有700多元在身上 。②我對農場的環境很熟悉,農場的干部、民警、犯人、生產員我都熟悉,而且很多是好朋友,附近村的農民很多都認識我,因為我曾幫助過一些人,資助過一些農民兄弟,教過他們唱歌和給他們上課。這些人后來都能周濟我,安慰我、鼓舞我。③家里(廣州)還經常寄來一些食物,例如古巴糖、伊拉克蜜棗、餅干、魚肝油等等,使我感到自己沒有完全孤立,有活下去的信心。家里寄來的青魚肝油,有個玻璃管的小泵,每餐用35滴放入飯中,自然有油水。吃完以后,口盅都不用洗,因為不舍得把油水洗凈。④我在勞教所里頭和其他的勞教同伴相處都很好,(在勞教所內互相稱呼“伙記”而不能稱同志)經常有互相幫助的情景。⑤雖然在勞教所,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們還利用我做工作,曾叫我做過統計,經常來往送報表,有單獨活動的機會。又做過司務長管伙食,亦帶來了“近廚得食”的方便。

      進入勞教所是個極大的考驗,首先是勞動這一關,要硬闖過去,上山擔柴擔炭。下地積肥、播種、犁田、耕地樣樣都大膽地干,結果都熬了過來,后來調我們十幾個人去種菜,過了幾個月又調我們去水庫工地修水利,歷時一年才回來 。又在板橋搞生產,直至196111月解除勞教,但仍然留場就業,叫做農業工人。

      勞動這一關闖過了,更重要的是糧食關,實際上是吃飽的問題,或者說是個保命的問題,食不飽又要勞動,身體一跨,然后到弱,乃至死亡。所謂“吃三兩”是勞改的代名詞,但實際上有時連三兩都吃不到 。那個年代全國都缺乏糧食,其他能做糧食的物資也缺乏,所以糧食實行定量供應,究竟勞改犯人每月應該供應多少為標準,曾經是長期爭議的問題,我在秘書科時曾經寫過一個報告,把犯人死亡的原因歸罪于犯人亂吃東西,犯人不守紀律,犯人……但總掩蓋不了糧食不足,犯人吃不飽的問題,而是只有輕描淡寫一通。要求提高犯人糧食標準,但受到批評,說是右傾,縣委要求犯人的糧食標準不能超過當地人民群眾的水平,怎么辦?現在我身歷其境,究竟吃三兩能否堅持這樣的勞動 ?當然那實際上是不可能,所以犯人也罷,勞教員也罷都是千方百計地“覓食”,尋找能吃的東西,保住條命是最為上策,別人不說,光說我自己,下面就是我個人的經歷,說幾個覓食保命的生活片斷吧。

      有一次,在色谷地里勞動,有個農民提著一個銅鍋來賣雞肉,(是煲好的一只雞連湯)我和劉學義(原是農場干部,后調到檢察院當干部、被劃為右派)兩個人跟老鄉說好了4.60元一鍋端,于是在地里吃起來了,但是勞教人員當中也有些所謂“積極分子”卻向中隊長報告,說我們違犯紀律,偷吃東西,于是派人追趕我們,我們便邊走邊吃,把雞子吃完為止。但是那個中隊長(樊××也是勞教人員,不過因為他原來的官位大,所以讓他當中隊長)并不輕易放過我們,還找我們去訓了一頓。

      我們種菜的15個人在外面單獨居住草棚,但要回隊部打飯吃,在外面容易覓食一些,有時集體也搞點吃的,有一次我們煮了一鍋(實際上是一個臉盆)酸果,辣子、茄子和土豆等大雜燴,大家一起吃,但有個放牛的勞教人員(所謂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吃飯的時候走過來,意思是察看我們有無偷吃,(而我們實際上是集體偷吃)我們發現他要來,組長便下令“以最快速度把這鍋東西吃完”于是大家也完成了任務,那個勞教員也找不出什么“馬腳”。集體偷吃也是常有的事。

      勞教員在外勞動,一有機會就去買吃的東西,包括糧食,肉類、 糖類、豆類、油類都是目標,比如上山挑柴,經過一些村寨便找老鄉買玉米面、花生、大豆等,有時也會有收獲。不管價錢如何,買到便是。比如鹽巴本來一角五分一斤,但是總要二元才買到一斤,雞旦本來3分錢一個,但我們買到2角一個。

      有個叫做楊毓術的生產員,原是我三分場的獸醫,他給我兩斤玉米面,一斤紅糖,我給他一丈六尺灰色卡機布(原是一套中山裝的料子)。

      我去邱北縣城趕街,實際也是去買吃的東西,但想買的東西不一定能買到,總之看到能買能吃的東西都買,那天買了142個核桃(是生的,每個2分錢)在回來工地的路上一邊剝食一邊走路,回到水庫工地時竟然吃完了。

      在普黑那個寨子里有幾棵柿子樹,到收獲季節農民都拿出來賣,二毛錢一個,柿子很大很甜,有一天我買了16個,想不到到了晚上竟然把它吃完了。

      還是在菜園子勞動時,那個組長楊茂祥家人來探他,他是邱北縣城的人,我當時給他20元錢,請他幫我買點吃的東西來。過了幾天,他把東西送來了,有一只鴨子也不大,煮熟了。(人家吃了頭啖湯)有兩塊蜀米餅,一盒十全大補丸,在吃飯之前,我把這些東西都吃完了,再把分來的飯也都全吃完了,不知怎的那時吃多少都不會飽的。

      有一次我到山上揀糞,見到一棵桃子樹,長滿了桃子,但還不熟,不過亦可以勉強吃啦,我便摘來吃,一連吃了40多個,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妥,證明那個時候的胃口有很大的殺傷力。

      在水庫工地,吃的東西特別缺乏,個個身體虛弱到了一定程度,有一天買來了一只狗,剝了煮熟。一秤有27斤狗肉,于是29個人分吃這27斤肉,每人可分到將近一斤,這天晚上吃了以后,第二天人人精神煥發,走路也有勁啦,眼睛也明亮啦。

      還是在水庫工地上,有一天在田里抓了一條很大的黃膳,幾個人煮黃膳飯吃,吃了以后,那真比打針還靈驗,有起死回生的效果,人人都精神,煥發有力干活。但是,這里也要提醒大家覓食的問題要小心,不要亂吃東西,有個年青的勞教員叫古紹益,人人叫他古仔,他很會覓食,上山下水他總是能找到吃的東西,然而有一次他吃山藥,可能吃得太多,撐死了。還有一個叫傅培的勞教員,因為一連吃了24個李子,在三個鐘頭之內,口吐白沫死了。這些都是親眼見到的身邊事。

      在水庫工地上,有一天,我同雷榮修(軍大同學,在文山被劃為右派,我來到水庫工地才見到他。1978年他第一批平反,回到水利局當工程師)兩個人,每人挑一擔大約60斤的缸瓦回所部,全程約20公里,走到半路已接近目的地,但兩個人都餓得頂不住了,走不動了,于是就坐在路邊歇著,偶然有個老鄉經過,手提著一小袋馬蹄菜飯,我們問他賣不賣,他說不賣,最后給他十元錢他都不賣,他要換東西,我們眼下又沒有什么東西可換的,此時我只好脫了穿在身上的卡機布的中山裝(衫),給他換來了兩碗馬蹄菜伴玉米飯,每人吃了一碗再上路。回到勞教所的所部。也就是在這天晚上我在所部的豬圈里遇見到我們原來的場長周劍華,他在養豬勞動,看來身體也很消瘦,他問我身上有沒有錢,我當即給了他30元,此時此地相見,許多事,大家心照不宣便是。據說1976年他病逝,趕不上平反的日子,確是人生的憾事,但1978年地委仍然給他平反了。

      196112月,我們三個人到邱北縣城挑豆腐渣,趁此機會,我們去找周永祥的表妹(小芳)恰好那天是冬至節日,她家煮湯圓,招待了我,我很受感動,因為我在職時到過他家,大家本來很熟悉。這時也毫不掩飾自己肚餓的形象,即所謂雞餓趕不走,人餓不怕丑就是了。

      偶然一次我去送報表時經過小矣堵村,走到陳自貴家,他當天買了豬肉、牛肉、招待我吃飯,臨走時還給我糯米、小豆、牛干巴等食物,因為我以前曾資助過他,也帶醫生為他的家人治過病,很有感情。這也叫做好人有好報吧!

      有一次,我經過勞改場副業隊的廚房,有個人叫住我,我走看,近來原來是總場部以前煮飯的生產員李鳳麟,因為我管場部的伙食時,他在我手下工作,我對他們都很好,這時他塞給我幾樣東西,有魚干、有咸蛋、有臘肉,這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在送報表的路上,經過一分場的菜園地,守菜園的老人家叫李良明,原是三分場養豬的犯人,現在一個人在這里守菜園,這些人是單獨活動,比較自由,他見到我卻很親熱,他認為我是個好人,非常恭敬地煮飯給我吃,煮飯是用一個行軍水壺,破開兩邊,一邊大、一邊小,用大的一邊,塞住個嘴,變成一個煲仔,大概可以煮三兩米,就這樣煮過幾頓米飯給我吃,我至今沒有遺忘這位老人的這份心意。

      從水庫工地回來,勞教人員的體質都很差,像我這樣的人才85斤。當時臉腫、腳腫、肚子腫、甚至連生殖器都腫了,心理想,這一下子完啦!就是這個時候,我還是有救星,我得到周隊長的照顧,去療養點療養10天 。開辦療養點是勞改場減少非正常死亡的一個措施,療養點里面住著7080人,個個都皮包骨,都到了死亡的邊緣。里面有個熱水洗澡池,可容納20個人左右,大家脫了衣服進去洗澡,雖然沒有鏡子照到自己的模樣,但面對著那些人便可知自己和他們差不多了。原來療養點煮飯的人又是以前在場部煮飯的呂伯昌,有了這個關系,因此我去打飯的時候總比別人多。呂伯昌也多方照顧我,我受益不淺。

      在勞教所里,勞教人員偷吃,混飯吃是經常的事,那叫做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即所謂狗有狗路,耗子有耗子路,看誰有本事,偷吃不留痕跡而已。能單獨行動的人機會多一些。那時候每個人都有一件煮食的器具,小鍋也好 ,鑊仔也好,茶缸也好,只要能煮食物就行,買來或揀來的食物煮熟再吃。

      一個班在外勞動,派一個人回廚房打飯,這個人選卻很值得參詳,因為一般的人在半路都偷吃一些,特別是打牙祭有肉食的那一餐,誰也不放心那一個人去打飯。我是比較老實的,在菜地勞動時,多數派我去打飯,但我有時也偷食,不可避免。但是有一次,我們在板橋勞教隊,回所部領取豬肉(61年春節),每人半斤豬肉,我們39人,合19.5公斤豬肉,我的確很老實,在半路并沒有做什么手腳,結果完璧歸趙,博得大家的信任和贊揚。

      說來說去,民以食為天真是沒有錯。糧食是寶中之寶,更沒有錯。我的老婆提出要和我離婚,邱北法院來了一個同志叫任步溪,(原來是農場干部,我們都認識)來到水庫工地找我談話,要我簽字,在一個堆放糧食的倉庫里談話,當時我心中暗喜,想必能弄到一點糧食吧,談話之后,我毫無疑議地簽了字,同意離婚。因為在那個時候來說老婆根本不重要的,糧食才是最重要,那個干部看到我的狀態,是想要點糧食,他也就默許我拿一些玉米和大米,幾乎裝滿我的書包,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勞教人員吃飯是分飯吃,每人一份,但是某一班在外勞動派人回來廚房打飯挑來工地,就要在工地分飯了,這也帶來了一定的困難,通常用口盅分飯,也有用秤分飯的,如果是玉米面馬蹄菜(蘿卜葉)飯還容易分一些,但如果是糯米飯,香米飯就很不好分了。有一次我們小組在工地撈沙子,派人回去打飯是糯米飯,用秤,都難分只有用口盅蓋子來分,大家擺開飯盆子在地上,由一個人分好了再拿,但怎么分也分不好,打起架來,這樣的事也是見怪不怪了。

      在水庫工地上勞教員大約有100多人,住的是草房,有一天,有個病號在草房里煮食,不小心燒著了草房,這一把火把大家的一切都燒光了,從工地回來的人望天大哭,因為這回什么都沒有了,這是1960年初的事,我還沒有到水庫工地,便幸免了,但李松峰同志就很不幸,遭此劫難 。李松峰是農場的管教股長,與我同時轉業到農場的,和我很友好,勞教時老婆離了婚,嫁給一個老頭子,1961年老李解除勞教,雙方都要求復婚,老李到昆明辦這件事時還向我借了一套衣服和帽子,同時我給了他30元錢做路費。到了1979年他平反了,他又回到農場當派出所的所長。他有一幅夫妻合影的照片寄給我,我給他回信,并寫了一首詩給他,開頭有兩句是:濁流蕩盡雨晴時,又見松峰挺艷姿

      以上說了很多片斷,沒有什么邏輯,但每一段話都是一個故事,故事里頭還有故事,那就不再冗述了,多少話都說不完勞教所的事,直到現在,有時閉上眼睛,那一批勞教人員的形象又會浮現在眼前。那兩年自己經歷的一樁樁事件都會在腦海中翻滾起來,不由自主地憶苦思甜一番。

      196111月召開摘帽子大會,公安處長來主持開會,這一次×處長也承認勞教所里死亡不是正常的現象,他告誡大家講衛生、節飲食、慎起居、愛護自己的身體還批評了一些中隊、分隊的管理人員違反條例,打罵、體罰勞教人員,嚴禁使用粗暴行為對待勞教人員。這次大會摘了二十多人的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幾十人的勞動教養的處分,其中我也被解除勞教了,但是這些人仍然在此就業,因此農場里頭解除勞教和沒有解除勞教的都混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后陸續有些人放了回家。

                    3、農業工人的生活(摘掉帽子,解除勞教的人員)

      19623月間,經過幾番的調整,剩下來的勞教員和解除勞教在農場就業的人員總共不到300人,因此統統遷移到硯山縣銃卡農場。這段時間政策寬松很多,每周休息一天,可以請假上街,或請假回家探親。我有兩句詩,可以作為這一時期生活的寫照,詩曰:漫游銃卡池塘路,笑趕硯山桃李街因為硯山縣城距農場只有7-8公里,所謂縣城只不過是一個墟仔,在街上經常可見到麻風病人,很可怕,但我們很多人還是去趕街,街上最多是桃子、李子之類。銃卡農場很多池塘,每晚都會到池塘邊散步,這種生活和心情在水圍寺時是不會有的。雖然生活有所寬松,但是卻是人心惶惶,因為去向不明,仍然是等待處理,這個時期我又被任命為司務長,管伙食,負責一些工作。

      這個時期還組織唱歌跳舞,搞些文娛活動,于是我的歌聲又響亮起來了,我曾經用歌聲打動了許多人的心,在一幢草房里隔開兩半,一頭住男的,一頭住女的,而我的歌聲影響到所有人,往往唱起一些悲歌,博得了許多人的眼淚,這不是假的,有個人拉著小提琴配合,我唱著“一幅藍布兩下里裁,一家人家兩分開……”“淚珠兒快要流盡了,愛人呀回不回來呀!……”“蘭花花……我見到我情哥哥,說不完的話呀!咱們倆死活喲長在一搭……”于是聽者發生共鳴,因為許多人都在想家,還有種種復雜的心情,非常沉悶的心情,必然會引起萬千思緒。

      從黨的政策方面來觀察,這一時期有點右轉的做法,已經檢討“勞教”這個問題的后果,開始糾正一些問題,所以放了一些人回家,并在繼續清理,政策是“有地方去的都讓他走””沒有多大錯誤的都放人”,在這種氣氛之下,我便申請回家。公安廳有個姓暢的副廳長,下來農場檢查工作,我直接向他請求回家(這個副廳長早已聞說我陳賢俊的名字,因為我寫過幾篇大文章,又當過先進工作者) ,我把我舅父寄給我的信拿出來,說我愛人雖已離了婚,但他說現在愿意復婚,只要我能回到廣州便行。請看她寫的詩吧!藕未斷時絲亦連,裂痕會補更完全,只需跨上羊城路,破鏡重圓會更甜┘,多么的情真意切啊!首長聽了我的訴說之后說:你的家在廣州,那是東南沿海的大城市,按政策不能放你回去,但我相信你不是壞人,可以回去,不知當地派出所能否接納你?如果能,你就走,如果不能你還回來。現在我給你40天的假期,回廣州辦手續,看看如何,好不好”我說好,于是就給了我四十天的假期,我拿著這張“圣旨”,心想,這回破釜沉舟啦,一往無前直奔廣州啦。

      1962818日 ,我離開硯山銃卡農場,同行的有個是農場的醫生,廣東汕頭人。我們經過文山,富寧、剝隘(博愛)、百色、南寧、衡陽,93日才回到廣州。其中博愛逗留了好幾天 ,因為水陸路都不通,還有土匪,不敢行車,等待水路,從百色拖一只船上博愛需四天時間,而順流而下只需半天,那里真是急流險灘啊。我們也冒險、閉著眼睛走過來啦。

      經過百色,南寧、桂林、柳州、衡陽等地都下車轉站停留,見到各地風土人情和城市風貌,那個時候不管是城市也罷,旅游點也罷,都是冷冷清清的,沒有什么情趣,我一路上還寫了兩首詩,表達我的心景 :①歸程進一站,鄉音近幾分,難言地道語,溫故即知新。②歸程進一站,鮮果出時珍,甘苦 酸甜味,我是過來人。

      196293日早晨 ,列車到達了廣州站(廣九站)。那時傾盆大雨,一時無法上路,而我卻歸心似箭,被天雨所阻,不禁吟了一首詩:歸家行李自家挑,那怕天河與斷橋,老天何必偏調弄,滿城風雨幾時休?不得不罵起老天來啦。

      這次回家真給雙親一個驚喜,因為以前有兩次曾打電報說要回家,結果都回不成,成為憾事,第一次是1955年,初時叫我復員,我即打了電報回家。后來又叫我轉業,結果回不成,第二次是19573月,已批準調我回廣州,到了地委組織部,組織部的同志說“即將開始整風,干部暫時凍結”,結果又回到農場。所以這一次我就干脆不打電報,直奔家里,好讓父母大為驚喜一場。

      回到廣州之后,我寫了一封信給還留在銃卡農場的老朋友,他們將我的信公開了,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因為我的信很自然地描寫了我離開銃卡農場的心情,令那些仍然在農場里的人們大有感觸,其中寫了一首詩,可以見證一下當時的心景:“別硯山兮望廣州,一心欣似右江流,十萬大山攔不住,羊城月下渡中秋”于是在勞教所里形成一個寫報告的高潮,朋友們回信也告知了我。

      回到廣州就積極辦理戶口問題,就憑那張請假條,去派出所問了多次,派出所的人說:你什么東西都不拿來,怎么給你入戶,你必須回到農場寫一個正式的戶口遷移證來,我們幫你辦”。我寫信回銃卡農場,他們又推這里未必能辦入戶,所以不寫什么證明。兩頭推,在這種情況下我又寫信給暢副廳長,請他批示,結果他批文給銃卡農場,農場才給我寫了戶口遷移證和糧食轉移證寄來,問題才解決了。

      然而,糧食問題還解決不好。拿著那些糧食轉移證到越秀區糧管所辦理,糧管所不承認這張遷移證,他說這是過時的公章,早已通知不用了,你的遷移證無效。于是我向上申訴,跑到廣州市糧食局,仍然不給辦。我在無奈之下,只好直接跑到廣東省糧食廳去申訴,我相信事情一定能辦到,因為我不是造假,我是受害者,不給我解決,真是天理難容,我理直氣壯地闖進了糧食廳的辦公大樓,結果有個局長來接待我,說話很客氣,委婉。聽了我的申訴之后,他點頭,認為此事應在廣東解決,不必再回去云南,接著他就批示給市糧食局辦理,問題真是解決了。

      戶口和糧食遷移的問題足足搞了半年,19633月才解決的。到了此時此刻才算脫離了牢籠,飛到廣闊的天地來了,另起爐灶重做新人。

      三、失業者,尋求出路

      入了廣州市的戶口,首要的問題是尋找出路,找工作,在當時沒有勞動就業的機構,工廠不能隨便招人,事業單位也不輕易增加員工,因此職業是找不到的,失業就是失業,只有去做臨時工。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失業在家,曾經去過四會縣大興水庫勞動,去過白云山磨刀坑水庫擔泥,去過東湖街麻繩廠打麻繩兼拉大板車搞運輸,曾經同蔡傳祿兄到××衛生學校幫人畫掛圖,又到過稅局幫人蓋圖章,還背著工具箱幫人修理家私門窗,又跟四舅父去做泥水工,還到廣東玻璃廠去揀煤渣等等 ,等等。我相信我有健康的身體,我能文能武何妨沒工作,現在做什么都好,都是騎牛馬,總想著終須有日龍穿鳳。

      有一個民政局的工廠(永源廠)會計員因肝病住院,會計工作癱瘓半年了,找人頂替,一個偶然的關系找到了我,我把它的帳從一月份趕到六月份,然后接著干,帳目跟到年底,全盤帳目清清楚楚,每月工資只30元,工廠的職工對我反映很好,任務完成得出色,平時不怎么出聲,人品又好,于是到了第二年工廠領導準備和我訂個合同,繼續做下去,但是當我拿著戶口薄到勞動局時,亮出了底牌,原來是個勞教份子,馬上翻了臉,事情也就完了。(戶口薄里寫著××農場解除勞教……的字句,白紙黑字,水洗不清)

      失業在家總不是滋味,還是努力尋找出路,有一個陽江的老鄉是做木工的,我找到他,他兄弟倆在家開檔做木模,他們愿意收我為徒,讓我學點技術,于是我就跟他們學,半個月左右操作的工夫基本學到手,我也買了些工具在家自己做,買了兩本書,一本是木模工工作法,另一本是機械制圖講義,這個時期我非常積極,日以繼夜地又看書又實踐,很快就掌握了一般技術,經過一個多月,我就滿師了,基本掌握做木模的要領,不過這些東西都是易學難精慢慢來吧。

      在這個基本上,我也夠膽去接工程來做啦,經過反復的實踐,工作上精益求精,達到了一定的技術水平,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個朋友介紹我到廣州市耐火材料廠去做臨工,也是做木模,我大膽地接受考驗,以6級木模工的身份到工廠里做木模,這個廠已有5個木工,但做木模就不大過關,我來了就解決很大問題,就是這樣也滿足了工廠的要求,為他們做了一批木模。

      廣州市的街道勞動服務站是1963年開始建立的,是一個勞動就業的機構,本來就是有條例,有政策的,但是什么人可以參加勞動服務站,這個問題還有些模糊,當我入了戶口之后,即申請加入服務站,那個服務站的干部竟然拒絕了我,他認為我政治上有問題,是被單位清洗出來的……這件事我很納悶,黨的政策我還是懂得一點,什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什么“給出路政策”,按照這些政策,應該讓我入服務站呀,于是我不服氣,當即寫了一封信給市長(當時的市長是曾生) ,市長批文到勞動局,勞動局又將此件批到越華街道辦事處,這時才驚動了這些老爺們。經過幾番周折,吸收了我入街道勞動服務站,在倉邊街鑄造組做木模,后來跳到大塘機修廠做木模,月工資達到六級木模工89.50元,算是比較高的了。

      在這段時間里,我結了婚,并有一個女兒,離開父母家,到岳母家居住。這里要說說婚姻登記時的一段情況:辦理婚姻登記是到街道辦事處辦理,那個辦事處的干部還特地叫我愛人到里面去談問題,說:你知道他的情況嗎?有兩個問題,你要弄清楚,一是他曾結過婚,又離了婚的。二是他是勞教釋放份子,這兩個問題你要考慮清楚不要將來自己后悔。”這段話帶有恐性質,如果我預先沒有向我愛人交待清楚,那就糟了,幸虧我早已攤牌,毫無保留地說了,所以我愛人對那個干部說:這些我都知道了,不要緊。”這是幾十年來我無怨無悔地服侍我愛人的重要原因,當我處于逆境時,身份低微的時候,她沒有嫌棄我,而是愛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父母被抄家,父親被批斗,被監護,帶來了很多問題。因為我是工人,沒有人騷擾我,還比較平靜,但是我畢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二十一種人,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上山下鄉的風潮,就波及到我,有三次叫我去農村的經歷。第一次叫我去佛崗縣四九公社插隊,我無話可說,準備去就是,當我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有個軍宣隊員站出來說話,他說:“這個人已38歲啦,原來是個軍人,又是從農場回來的,現在去農村沒有什么意義 。”于是有幸去不成。第二次叫我去斗門縣插隊,已經上榜公布了,我亦準備好了,后來卻不知道為什么作罷。第三次是我父母被“戰備”疏散,遣返回鄉時(回陽江原藉),也動員我跟父母一起回故鄉,這是1971年的事,那時我有點反抗、抵觸 ,談話中我同他們理論政策問題,我駁斥了那個和我談話的人,后來也不了了之。

      從大塘機修廠到東山機械廠我都是做木模,滿足了工廠的需要,我踏踏實實地工作,上下左右各種關系都還算好,我當了班長,后來調我做供銷員,又做車間主任,1981年調我去羽毛球廠當副廠長,領導似乎已經在欣賞我的工作能力,1983年調我到公司秘書科工作。

      四、落實政策,回復青春

      在東山機械廠工作,比較順利,工資也不低,這是東山區直屬工廠,已有一定的規模。在這種情況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年代(1978年),大批的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大批的冤假錯案糾正,我最關心的一條新聞報導 :“公安部63名右派分子,有62名已平反,恢復工作。”說明了公安系統的右派都有可能平反,于是我去信原單位,很快就有回音,19795月文件來到了東山區,為我平反 ,“恢復國家干部名譽,工齡連續計算……”這個文件在工廠開大會宣讀了。

      然而,這個落實政策文件是很不徹底的,光是”恢復名譽,工齡連續計算”,并不等于恢復國家干部的待遇,而我本人還是做我的工人,并沒有變。在這段時間里,我接觸到很多老戰友,老同學 ,都覺得不對勁,應該求得徹底平反,恢復工作,于是寫了個報告給區政府人事局,回答是問題要原單位解決”。于是我于19828月只身前往原單位文山州公安局搞落實政策,同時也回到了硯山銃卡農場,會見了許多老同事。這一次,公安局為我重新寫了個文件,直送廣州市東山區黨委,說明此人已平反,現在應在你單位重新安排工作……。

      該文件到了東山區,組織部已同意安排工作,但是過了幾天,區委常委討論,卻不同意接受此人,認為此人年齡已超過50歲,又不是黨員,本來就不是我們區的干部,我區可以不接受,退回原單位處理。當我知道此情況時,大失所望,情緒徨,立即電話告知文山州公安局,但亦請他們不要急辦,我在這里再想想辦法。

      我堅信問題可以解決而不需要回到原單位。于是我向廣州市委寫了個報告,詳細的陳述自己的意見,這個報告我通過市二中的同學曹子鏘同志送上去的,當時市委書記是朱森林、常務副書記是許士杰。曹子鏘同志在市委工作,幫助我疏通一下。然而又過了十天,仍然沒有什么反應。但已知文件已批到了東山區委,是區委不執行而已,我又找曹子鏘同志商量,他說盡力幫我搞,后來據說是通過某干部的夫人同我們區委書記的夫人是好朋友的關系,讓她們之間通通氣,走夫人路線,枕邊細語,做老公的工作,果然事情得到了解決。1983510日,區委正式通知我“恢復國家干部待遇,重新安排工作”,這時才正式任命我為東山區直屬工業公司生產技術科長。

      這是改革開放的年代,我算是搭上了尾班車,再次回到國家干部的隊伍,我放開手腳干工作,后來擔任秘書科長、辦公室主任,抓基建工作多年,為公司作了一些貢獻,199010月到了退休年齡也得退休了,但公司仍然反聘我工作,直至19975月才真正離開工作崗位,過著退休的生活。退休之后,我認真鉆研書法藝術,陶冶性情,過好晚年生活。

      夜闌枕畔,回憶往事,劫難多多,怎不珍惜今日的瀟灑溫馨生活呢?我曾寫過一首詩給老戰友,就用這首詩來結束這篇似乎回憶錄的文章吧。詩曰:

      莫讓華年付水流,勤揮妙筆寫春秋。

      詩書陶冶身心健,翰墨縱橫腕臂遒。

      軍旅風情常入畫,神州新貌任回眸。

      驅馳藝海渾忘老,瀟灑人生享自由。

       

                                                2006年4月

                                     

                        莫讓好人再受苦難

                          ——《夜闌枕畔憶沉浮》讀后感

                                

                         陳賢慶

       

      大哥陳賢俊發來一篇長文,讀后感觸良多,不禁也說說心底話。

      1962年秋,一位漢子,衣衫破舊,滿臉胡鬚,挑著一副擔子,突然出現在我家。父母驚呆,繼而驚喜,告訴我和妹妹,這是我們的大哥。

      1962年,我14歲,正讀初二,妹妹11歲,正讀五年級,與父母共同生活在廣州。我們的大哥和二哥,都參軍遠去,后來轉業在外省。1961年,二哥回過廣州,所以,我和妹妹與他有過接觸;但是,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大哥,不過,對他的模樣,我們并不陌生 ,那時,在父親的(也屬全家的)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壓著一些照片,其中有幾張照片,相中人就是身穿戎裝的大哥和二哥。雖然沒有見過,但是,我們不時會聽到父母低聲議論到他,我記得,母親說起他,就顯得又氣又怨,我沒有過多地問,但依稀覺得大哥肯定做了令父母很生氣很擔心的事。 那時,主要的聯絡方式就是書信,我看到父親用毛筆所寫的信封,那收信人的地址是“云南省邱北農場……”。某天,我們全家到南方戲院看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父親有意無意地說,那就是大哥所去的地方。這句話,讓沒有地理知識的母親驚訝并傷心,不停地流淚 ,當年那情景,至今仍深刻印在我腦中。

      還有一個人,原來也和我們的生活有聯系,在五十年代,我和妹妹都知道,我們還有個大嫂,其時在廣州郊區一所幼兒園工作,不時到我們家來,幫母親做家務,帶我們去公園玩,但是,后來,她便從我們家消失。以后, 我們也知道了實情,雖不至悲傷,但也覺失落。而當母親做家務辛苦時,又會提起大嫂,對大哥的怨責溢于言表。

      這就是1962年前,我和妹妹所知道的大哥。如今,大哥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如同現在的撿垃圾的老民工,說著不算標準的廣東話,時而又夾雜著普通話,讓我們覺得又奇怪又好笑。當晚,父親買了一只很瘦的鴨子,算加了菜;次日晚,我陪大哥去南方大廈,歸途中,他說:“還沒有見過這樣貨品豐富的商場。”其實,1962年秋,還是經濟極端困難的時期,即使南方大廈的商品也是極其有限的,可見,他所在的云南,物資短缺到什么地步。

      我和妹妹還是少年兒童,還經常唱著“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我們的田野,美麗的田野……”;當然,也會經常聽故事,“聽媽媽講過去的故事”,但是,我們并不知道,在當時,在新中國,在民眾中,甚至在親人中,就有許多難以言說的故事!如我們的大哥,就已經經歷過無數的風霜,甚至曾徘徊掙扎在死亡線上,但是,他的故事,尤其是在云南的故事,我們并不知道,甚至數十年后仍不知其詳,原因是他并沒有詳細地講述或寫出。

      我和大哥已有代溝,而妹妹和他的代溝則更深。妹妹那時雖然聰明伶俐,但調皮又任性,許多方面,飽經風霜的大哥都是看不慣的,但又無可奈何,只能用家鄉陽江話說上一句話:“看你這格局!”“格局”一詞現在我們都不陌生,但是在當時,就覺得很新奇,所以,有時大哥還未開口,妹妹就搶先用陽江話學著說:“格局!”使得大哥無法再說下去。

      我記得,大哥回家后,四舅父曾到郊區找過大嫂,希望能復婚,但是,大嫂很遺憾地說,她剛剛結了婚(還是已談了人),無緣再復合。這事,使得母親難過了很久。

      大哥回廣州后的日子,我是記得很清楚的, 盡管他會不時邊彈琴邊引吭高歌,唱起那《十大姐》《小河淌水》《走西口》《蘭花花》等抒情動聽的各地民歌;盡管他還寫寫“十二年前去遠征,三千里路到昆明……”那樣豪邁的詩句;他不得不面對自己的眼前,首先急切要解決謀生問題。他住在家中的客廳,那床就是兩塊木板,朝拆晚鋪。至于就業,在一個城里人幾乎沒有就業機會的時代,他一個勞教釋放人員,一個中年人,其窘境可想而知。他去水庫擔泥、去麻繩廠打麻繩、幫人修理家私門窗,與四舅父去做泥水工,還有去揀煤渣,做代理會計,做木模工……一個在這城市讀過書,在解放時即光榮參軍,保衛新中國的熱血青年,如今在這城中干著最艱苦最下等的活,尤其是他的政治生命,因列入“另冊”(二十一種人)而淪為和“階級敵人”差不多的田地,恐怕此生已難以翻身。

      1966年,大哥重新結婚,搬到大嫂家里住。然而,很快,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文革的爆發,使得我們的家庭深受其害。參加了抗日戰爭、負過傷流過血的父親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1968年,我和妹妹“上山下鄉”,被迫離開父母,分別去了雷州半島和海南島。而大哥,因沒有正式單位正當職業,也險些“上山下鄉”!現在想想也后怕,如果連大哥也要帶著有病的妻子、年幼的女兒、老弱的外母離開廣州,去到或佛崗或斗門或陽江的農村,那后果真不堪設想 ,不堪設想啊!

      文革期間及之后,我們家庭的情況,我在《我們的父親母親》一文及其他文章已有敘述,這里就簡略不提了。

      在雨過天晴后,大哥為了平反而奔走,終于有了個好結果。他珍惜有限的時光,努力工作,為東山區的工業作出積極的貢獻。完全退休之后,他潛心學習書法,成為廣東省廣州市小有名氣的書法家。我曾數次提醒過他,應該寫寫回憶錄了,但是,他總覺得,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我知道,他要照顧長年患病的大嫂,難以靜下心來寫作,同時,我也隱約意識到,他的經歷,他的苦難,恐怕是“上山下鄉”不可比的,因而,更有想了解詳情的強烈愿望。

      今年初,大嫂去世,大哥可以說卸下了肩上沉重的膽子,有了時間和精力從事寫作,也才有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篇文筆樸實流暢并很有史料價值的文章。

      這篇文章,并非大哥的完整的回憶錄,它的重點,是在云南的那段生活,而他的那段生活,正是我們知之不詳的。一個人的經歷,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影子,文中這個人的遭遇和經歷,可以給我們一些什么啟示?我認為啟示可以很多,譬如,1957年之前,他就不該積極工作,主動獻身農場,有家不歸,以至后來落得 被遣送勞改、妻子離去、父母憂傷的地步,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撇開個人的際遇恩怨,從更高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莫讓好人再受苦難”。

      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很長的時期,專讓好人受苦難。因為,我們的理念,不是以人為本,我們的工作重點,不是落在民生上;我們以“整人”為中心,我們以“斗爭”為樂趣,我們不以人才為人才,反而專門為難人才,批判人才,迫害人才,扼殺人才, 導致了“反右派”“反右傾”“文革”等悲劇的產生。我父親,一位深明大義的抗日戰士,一位愛國者,廣州一解放,他就毅然送子參軍,但后來落得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我大哥,一位熱血青年,18歲 參軍,從廣州爬山涉水到昆明。在部隊中,他是優秀的軍官;在農場里,他是優秀的干部,他將在高中以及軍政大學所學到的專業知識,運用到工作之中,他以及其他同事,應該是新中國最急需的人才,更是祖國邊疆最急需的人才。然而,我們并不珍惜這些人才,一點莫須有的罪名,就葬送了他們的政治生命,白白浪費了他們二十多年的聰明才智!

      可怕的“路線斗爭”!可怕的“階級斗爭”!共產黨人坐共產黨自己開設的監獄,革命軍人被押上自己開設的軍事法庭,把自己的人趕到敵人一方,這種蠢事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做,在井崗山,在鄂豫皖,在延安……但我們并沒有吸取教訓, 在那“反右斗爭”中,多少共和國的精英無辜地成了“右派”,被遣送到農場、農村接受改造,從文中可知,無數公安系統的干部,如大哥一樣的本來是改造壞人的好人,一夜之間便成了被勞教者。文中所提到的我們的四舅父,原是廣州郊區某文化館的干部,正在朝氣蓬勃地為黨為政府工作,也是這“右派”的罪名,弄得妻離子散,生活無著,不得不挺而走險,最后孤獨地客死香江。這種如封建社會常見的“朝為殿中貴,夕作階下囚”的悲劇,正是施行“人治”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十年浩劫”的出現 ,更是民主和法制遭到徹底破壞和拋棄的必然。

      所幸的是,文革的教訓太深刻了,如今的共產黨已經清醒了,如今的領袖們,已經拋棄了“路線斗爭”“階級斗爭”這兩根大棒,轉而一心一意搞建設, 改善民生,創建和諧安樂的社會環境,盡管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今天,你可能還會受到歹徒的偷搶或傷害,還會遇到其他不如意的事件,你的身邊還有許許多多丑惡的現象,但是,只要你不觸犯刑律,你不會被扣上諸如“右派”“反黨分子”“壞分子”等可怕的帽子,光這一點, 就是巨大的進步,就值得慶賀,值得欣慰。

      還是那一句,永遠永遠,“莫讓好人再受苦難”,愿好人能盡其所長,身心愉快,一生平安吧。

                                             2006年4月20日

       

       

      国产大香伊蕉人在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