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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闌枕畔憶沉浮

      陳賢俊

      一、軍旅生活

      194911月 ,其時我18歲,離開廣州市二中,參加二野軍政大學,一路行軍兼學習,19503月到了昆明,經過一段時間的集中訓練,19506月軍政大學畢業,大部分的學員都分配到連隊,只有我們100多人留在學校工作,學校改名為軍政大學云南分校,任務是改造起義軍官,我被分配到七大隊大隊部任宣教工作員。19513月改造起義軍官工作結束,該校原班人馬轉為中國人解放軍第三步兵學校(后來改名為陸軍學院) ,于是我又轉入軍事學校受訓,原計劃三年,后因大練兵的需要提前畢業,于19538月步兵學校畢業,分配到連隊任排長,19543月調到十三軍軍事干部集訓隊任軍事教員,19556月轉業到云南省國營邱北農場工作。

      軍隊生活大約6年時間,經受了部隊生活、行軍鍛煉,學習了 一些革命知識,進行了思想改造。在軍事學校,接受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學習了軍事技術,戰斗指揮等十幾門課程,武裝了頭腦,爾后去當軍事教員,就將學到的東西付諸實踐。到我轉業時,我已是軍事集訓隊射擊教研組的組長,當時頗受器重,可惜由于種種的原因,部隊不能留我,只好復員,轉業 到地方工作。

      二、農場生活

                                       1、做勞改農場的干部

      19556月, 我轉業到文山自治州公安局,由公安局分配到邱北農場(對外是云南省地方國營邱北農場,對內是第××勞動改造管教隊),我被分配到三分場當統計員,這是陌生的工作,但只要有文化,也可以勝任的,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入行了”。很快,工作頗有成績,1956年底云南省召開先進統計工作者代表會議,我被評為先進統計工作者,代表文山州參加大會,一時便紅起來了,在當年的調整工資中即晉升了一級。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斗爭,我都被視為積極分子,因此到1958年精簡機構時我被調到總場部當秘書,負責秘書科的工作。

      1955年到1958年之間,我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成為農場的紅人,因為我寫過幾篇文章,影響頗大;第一篇文章是關于我個人的先進材料,說是個人材料,實際上是將農場的統計工作有層次,有分析地寫了出來。富于創造性和靈活性,有統計工作與其他部門工作的聯系,都寫得比較生動和切合實際,說明了統計工作的重要性和努力方向,為如何做好勞改農場的統計工作開辟了一條道路,有說服力,是一篇好文章,這是大家公認的。第二篇文章,是民主人士要到農場,參觀檢查工作,農場方面要向民主人士匯報工作,當時領導指示叫我寫這份材料。材料寫出來之后,經過大家討論,一致認為寫得好。待向檢查組匯報時,檢查組很滿意,陪同檢查組一齊來的公安廳的干部,亦大加贊揚,材料很實際,文章有骨有肉,有說服力,使人聽了以后對農場的管教情況、生產情況、發展情況有較深入的理解,確實是一份好材料。第三篇文章是為×個案件翻案的文章;1957年臨時調我到管教股幫助工作,當時在犯人當中搞個叫做“安全運動”。叫犯人自己交待自己的違法違紀行為,檢查思想,深入批判,但是我們有些干部,輕信犯人的口供而窮追不舍,結果犯人迎合干部的心理,說出來的事越大越受到表揚,說假的也無所謂,一個犯人說了和另一個犯人有聯系的口供,立即找另一個犯人逼供,這樣一來,把一件小小的有逃跑思想的口供,變成有逃跑行動,再變成有組織的越獄逃跑,再演變成為放火燒房子之后逃跑,然后演變成為與外界××組織有聯系的犯人越獄逃跑的案件。犯人既然說了出來,要收回也不容易,情況不得不向公安局匯報,公安局認為是大案,但也認為有不可信之處,公安局指示農場調查核實,農場領導指派我去核實此案。經過10天左右的時間深入調查,各方面取證,我把此案全盤否定了,認為它是假案,是由兩個犯人編造出來的假案,我將前前后后的過程寫了一篇文章,要說服許多人,尤其是那些經手弄出這件案件的人,因為某些干部總是以為犯人說出來就是真的,如果我現在沒有真憑實據,又怎能說服他們呢?

      在農場這段時間,我工作很順利,當時是共青團的支委,政治學習輔導員,業余活動、唱歌跳舞、游泳、打球、樣樣都參加,表現很活躍,有段時間還兼場部的司務長,管伙食,事務很多,管得也很寬,我們的場長也是廣東人,他對我很信任,下面分場有什么問題,總是派我去解決。有一次我被點名去滇東南大學讀書,我已去到地委報到了,但場長還把我要了回來,對我說:“你不要去,這里需要你呀!”場長去北京開會一個多月,場里的工作,基本上是交待給我。

      由于工作得很順心,也很有勁,于是很不愿意離開農場,我申請把愛人調來農場,(我19492月回老家結了婚,4911月我便參軍,夫妻相處不到5天,解放后妻子從鄉下來到廣州與我父母共同生活)但她不肯來,而申請將我調回廣東,經過幾番周折,組織上亦同意我調回廣州,195758日接到通知,但我513日才離開農場,到了地委組織部,那個干部對我說:“剛收到通知,即將開始整風,一切干部凍結,不準動,你還是回農場去吧,以后再說,”于是我又乖乖地回到農場。

      我在秘書科工作,我的房間里有一臺電話總機,開電話會議或接受上級指示都在這里,有兩件事與此有關,值得一提:

      (一)19585月間,大躍進,大煉鋼鐵期間,縣委來電:“即派500名犯人到××地集中,聽××指揮,參加大煉鋼鐵工作”。我向場領導匯報,領導很難為情,因為調動犯人的事是公安部門的事,需要公安局或公安廳同意,黨委不宜介入,但現在黨委竟然要調人,如何是好?只好請示公安局,一時電話沒有接通,把事情擱下來,第二天沒有動,第三天也沒有動,于是縣委以不聽黨的話對大躍進有抵觸的罪名,興兵問罪來了。農場的場長最難當,因為農場的一切應該是公安系統的事,但有許多事情,地委下放給縣委,于是縣委看到農場有多種潛力,有很多油水,便向農場插手,要這樣,要那樣,很不好應付 。

      (二)19583月的一個夜晚,農場一分場來電報告:“有七八十個農民,打著氣燈來到我們蕃薯地強行摘取蕃薯秧苗,我們勸說都不聽,我們無法處理。”當時場長不在家,我向副場長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