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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樂風飄處處聞( 第一部)

                                     陳賢慶

            受別人委托,要寫一部記實小說。標題是一句唐詩,用這句唐詩作標題,小說的內容想必與“音樂”有密切關系吧。是的,小說中的確提到一些“音樂”的內容,但是,它主要是寫了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青年人的故事,至于他們的故事,有沒有一點意思,這就難以說得清楚了,讀者感興趣的,就往下看,沒有興趣的,千萬不要浪費時間。 ——作者忠告。

                                    (一)

           1966年夏八月,一個炎熱的周六下午。

           廣州——這座南方大都市,也處在炎熱之中。這炎熱,不僅是天氣,還有政治氣候。自這年五月開始,一場叫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爆發了。當年的中國,運動本來就多,如今又來一場運動,人們并不會感到很突然。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和深入,人們漸漸產生了一些疑惑和恐懼,因為斗爭的矛頭,不僅指向地富反壞右,還指向各級領導干部,指向廣大的知識分子……當然,作為青少年學生來說,疑惑和恐懼是沒有或極少的,他們只會感到新鮮,感到興奮,感到熱血沸騰,因為偉大領袖正領導著他們,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斗爭;正指揮著他們,橫掃一切害人蟲,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

          在廣州市東北郊有一所中學,叫僑聯中學。運動開始后不久,學生即停課鬧革命。按當時的形勢發展,不停課也難,校長被斗,教導主任靠邊站,不少教師受批判,校園內到處是大字報,教室也成了某某“戰斗隊”的總部,怎么上課?更重要的是,學生們的心早已被運動的浪潮激奮,誰也沒有耐性坐下來學習文化知識。于是,這所全寄宿學校的學生們,每天就是寫大字報,斗老師,或參加游斗省市領導人的“革命行動”;更多的時候,則是睡覺、游蕩、聊天等。

          兩個星期沒有回家了,這個周末,阿興決定要回家一趟。他徒步二十分鐘,來到了鎮上的公共汽車站,坐上了開往市區的班車。

          阿興是個高二年級的學生,中等個兒,身體較為消瘦,臉龐還算周正,粗眉細眼,眼睛已早早近視,戴著一副黑邊眼鏡。鼻子還算高直,嘴唇還算紅潤,牙齒還算整齊。總之,相貌也屬中等,混在人堆之中則毫不起眼。此刻,他坐在靠著窗子的座位上,望著馬路兩旁一閃而過的建筑物。平時,他尤其喜歡看的,是公共汽車所經過的這條馬路兩旁,有不少民國時期逝世的人物的陵墓,如朱執信墓、史堅如墓、張文達墓等。有時,他故意徒步回家,就是順便瞻仰一下那些其實與他并不相干的偉人。但是今天,他的心情有點沉郁,那些偉人的陵墓已不能引起他的興趣,皆因今天上午,他在學校里看到了令他不愉快的一幕。

         今天早上阿興睡到八點多鐘,被外面的人聲吵醒,只聽到有同學喊道:“方老頭畏罪自殺了!”他連忙爬起床,問道:“怎么回事?”同學答道:“剛才監視他的同學敲門不見他應,破門而入,看到他已躺在地板上,肯定是半夜畏罪自殺的。”

         阿興跟隨其他同學來到了教工宿舍,上了其中的一幢樓的二樓,只見房門虛掩,門口站著一個手拿棍棒的男同學。阿興認識他,小聲問道:“他怎么啦?”那同學沒有說什么,用棍棒輕輕把門推開一點,阿興看到,方老師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眼睛半閉,臉色煞白。看了一眼,阿興即轉身離去。

         牛鬼蛇神畏罪自殺,是不值得難過或不應表現出難過的,阿興當然也不會在同學的面前流露出絲毫的難過,但是,他又分明覺得那方老頭,不可能是一個壞人,而且,阿興還覺得他是滿有學問的。有一回,阿興寫了一首《西江月》的詞,沾沾自喜,某天,他拿給方老頭看,希望得到方老頭的贊揚。方老頭看完后,果然稱贊說:“有點詞的味道,有點詞的味道!小小年紀,算寫得不錯了。不過,你可能沒注意到,《西江月》詞上下闋的一二句是要對仗的,而且,上下闋結束句押的韻是要用去聲即第四聲的字,這是格律呢。”被方老頭這么一評點,阿興登時象泄氣的皮球,臉紅耳赤,不知所措。這時,方老頭和藹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把格律掌握了你就能寫好詞的。”說完后,他轉身到書架上取來一個硬皮本,說:“這是我寫的一些詩詞,你看看吧。”阿興翻開那本子,見里面寫著一首又一首的詩詞,內容大多是歌頌領袖和黨,贊美新人物新風尚的。阿興感覺到,那些詩詞可以用“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一”來評價。

         就是這么一個方老頭,文革開始后,不知是誰首先喊出“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方某某”,方老頭就被拉出來大會小會的斗爭,兩周后,就出現了今天這一幕!

         汽車仍在行駛著,阿興反復地問自己:“他反動嗎?他該死嗎?……”從方老師,阿興又想到更多,想到文學,想到父親。

         阿興的父親生于清末1905年,曾經教過書辦過學,抗日戰爭爆發后投筆從戎,抗戰勝利后在廣州當了個小會計,經歷了二十世紀的大半個世紀,阿興讀小學時候,注意到父親時常在晚上,就著昏黃的燈光,搖頭晃腦地看兩本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唐詩三百首》,有時看著看著,便會口中念念有詞,發出一種類似歌曲的聲音,以至有很長一段時間,以為這是兩本歌曲集。父親另一愛好就是寫毛筆字,家中的舊報紙就是他練字的主要材料。那時并不知道他的書法尤其是他的草書的價值,不然的話,把他的真跡保存至今,也許能賣錢。父親有時帶上街,走著走著,就會轉到永漢路即現在的北京路的古籍書店,一看就是很長時間,而這卻是感到最沉悶的地方,所向往的天地,是附近不遠的兒童書店。他的父母吵架的機會不多,但每當兩人發生口角時,十之八九便可知是父親買了母親包括阿興也認為不該買的東西。的確,在的眼中,幾頁黃舊的書,值5元或10元嗎?須知在當時,這筆錢可以買多少米,多少油鹽柴煤?

         三四年級以后,父親開始教讀一些唐詩。父親顯然并沒有望子成龍的強烈欲望,所以他的教導是寬松的,隨意的,斷續的,阿興沒有領取一定的學習指標和任務,高興了就讀,沒時間就放下,盡管如此,收獲還是漸漸看到的。先背最簡單的五言絕句,然后七言絕句,然后是五律,七律,五古,七古等。父親雖引導背唐詩,但父親忙于工作,也不能給過多的指點,所以在背誦時就難免會出現錯誤。有很多詩背是背下來了,但不解其意或一知半解,盡管如此,在他小學階段,一兩百首唐詩已深入他的腦中,為他日后也能寫上一些詩歌打下了一層薄薄的基礎。

         上了中學以后,的知識結構開始有了變化,文科日漸見好,理科一塌糊涂。漸漸了解了家中藏書的內容,以古籍古書為主,所記得并讀過一些的,有一本《稼軒長短句》,另一本是《三曹詩選》,使知道了曹操除了是一代奸雄,原來還是個詩人。家中亦有不少字帖,從中,起碼知道了我國古代產生過王曦之,顏真卿,柳公權,趙孟頫等書法大家。他就讀的中學圖書館有一定的規模,他也成了那里的常客。閱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桌婭和舒拉的故事》《鐵流》《日日夜夜》《青年近衛軍》等蘇聯的小說;讀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三家巷》《苦菜花》《迎春花》《歐陽海之歌》等建國后問世的中國長篇名著。除了這些,中國的古典名著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等,他也粗讀了一回。還開始涉獵一些歐美的經典名著,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莫泊桑的《俊友》,伏尼契的《牛虻》,杰克-倫敦的《馬丁-依登》等。除了在學校圖書館借書看書之外,他還經常到永漢路的新華書店去,因為他家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不可能有較多的錢買書,站在書店的一個角落里看書就成了他周日里的一項主要活動。

          如果認為阿興只是愛好文學,那并不確切,還有一樣,也是他的所愛,那就是音樂。在小學階段,據他的記憶,似乎對音樂全無緣份,父母不諳此道,當時也難得有一部收音機,受音樂熏陶的機會的確不多,而那時,他所在的小學注重體育,他先后參加了越秀體校游泳訓練班和足球訓練班,當時,他主要是個體育愛好者,游泳與足球是他的強項。如果要與音樂扯上關系的,他僅記得那么一件事: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夕,他剛上五年級,學校接到一個光榮的任務,選派幾十位學生到廣播電臺去錄音,而他也名列其中。那時電臺經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學唱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show”。他已記不清當時的廣播電臺在何處,只記得進入錄音大廳時有一種神秘的令人惶恐的感覺。等了一會,有一位男人出來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調教,唱得他們那班小孩聲嘶力竭。歌名他已記不得,歌詞模糊記得有這么一句:“親愛的毛澤東,親愛的共產黨。”數日后的一個下午,當他在越秀山游泳場游泳的時候,從廣播器中聽到節目的播出,他稚嫩的歌聲當然也在其中。這是阿興第一次參與的音樂活動。

         阿興的音樂之路,應該追溯到初中時代。1961年,正是中國三年經濟困難最嚴重的那年,他小學畢業考上廣東省僑聯中學。他的大哥從云南省回到廣州。大哥在部隊當文化教員之類,教唱歌,指揮唱歌,拉樂器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雖然他后來潦倒失意,但音樂素養仍在。回到廣州后他失業,只能做做散工,工作之余他也唱上幾首,唱得最多的是《十大姐》、《小河淌水》、《半個月亮爬上來》等云南民歌,當然還有《歌唱二郎山》、《山間鈴響馬幫來》、《走西口》以及《蘭花花》等優美動聽的歌曲。這是阿興最初受到的音樂的熏陶。不久,他大哥不知從哪兒弄回了一把秦琴和一把二胡,茶余飯后便彈拉起來,或邊彈拉邊歌唱,他的演奏技藝雖很一般,但那時,阿興卻認為很神奇,因為懂樂器的人畢竟不多。大概過了一兩年,他們樓下一位姑娘從湖北省調回來,同時也帶回來一首當時他們還未聽過但不久即風靡全國的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說來奇怪,這歌百聽不厭,加上樓下姑娘的嗓音甜潤,他們那幢上下樓不隔音的屋子,整天都可以聽到樓上一把男高音與樓下一把女高音的和唱。不管怎么樣,上述二位無疑可算是阿興音樂路上的啟蒙老師。

         由于有此啟蒙,阿興在初中階段便“棄體從音”,迷上了唱歌,只要發現好聽的歌曲,必抄在歌本上,時時引吭高歌,也不管別人愛聽還是討厭。這樣一來,他就學會了許多歌曲,尤其喜愛新疆歌曲,如《新疆好》、《牧馬之歌》、《美麗的姑娘》、《草原之夜》、《克拉瑪依之歌》等。當時,他讀小學的妹妹,參加了越秀區少年宮的合唱團,也不時唱起一些如《讓我們蕩起雙槳》、《小白船》、《小燕子》等較幼稚的歌曲。

          1960年前后,天災人禍,人們失業,無以為樂。他家晚上常聚集一班人,有他大哥,舅舅,還有幾個同鄉,都是失業或半失業者。其中有一位,想不到竟是廣東音樂的高手,能唱并拉出許多廣東音樂小曲,一時間成了他的偶像。后來,他向父親討得十幾元,買了一把福鼠頭的高胡,自己摸索和練習。經過一段時間,他居然粗通技法。漸漸,也能拉不少樂曲,如《娛樂昇平》、《旱天雷》、《<走馬》、《雨打芭蕉》、《漁舟唱晚》甚至《鳥投林》等。當然,快弓和高把位這兩項技巧當時未能掌握,至今也沒有突破。

         因迷上音樂,自然會尋覓知音。初中的同班同學阿沅、阿柱便和他走在一塊。阿沅較肥胖,常臉帶笑容,但聲音尖細,唱歌不行,只喜歡聽音樂。阿柱高高瘦瘦,白白凈凈,雙眼帶有女性的嫵媚,歌也唱得好。阿興當年家住越華路,阿沅住廣大路,阿柱住大德路,大家都在維新路的中學讀書,應該說彼此之間相距并不遠。他們課后經常聚集在阿沅家,因他家比較富有,擁有收音機和留聲機,可以欣賞到許多歌曲和音樂,老柴的《天鵝湖》,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等就是在那時首度聽聞,更感到音樂之神圣。當年不少夜晚,他們常到文化公園中心臺,觀看廣州樂團、嶺南歌舞團、嶺南樂隊、廣東音樂曲藝團等的演出。也常到某個音樂廳,去聽嶺南輕音樂隊的演出。此樂隊水平不是很高,樂器主要是西洋管弦,以演奏輕音樂為主,也有兩位女歌手唱一些抒情歌曲,但在當時那種“革命年代”,它的演出其實是有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阿興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小號手吹奏的《那玻利舞曲》。當中央樂團、東方歌舞團、新疆軍區文工團等到廣州演出,他們都去看了,劉淑芳、羅天蟬、李光曦、李雙江等歌唱家的形象長存于腦海。

         初中畢業,阿興考回原校,阿柱考上一所市紡織技校,而阿沅沒考上,到了海南島某農場,這樣,他們音樂三人組宣告解散。那時,阿興依然途徑廣仁路,廣衛路,中山五路,到維新路上學和放學,后來,他發現了廣仁路正對著的廣衛路的一處房子底層,有一班民樂愛好者,多是工人模樣,常聚集在那里演奏。樂器有二胡,揚琴,琵琶,三弦,大杬,笛子等,是一個齊備的小民樂隊。他們多在晚上開鑼,配合默契,并不言語,一首接一首地奏下去,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時代曲”。阿興記得很清楚羅念一作的藏族歌曲《洗衣歌》,是他們經常演奏的。就是這么一個民間“私伙局”,使阿興在門外站了無數個夜晚,他當時曾想:如果我也有一班志同道合的音樂朋友,那該多好啊!

          讀完高一,即1964年7月后,學校遷往城東北郊沙河瘦狗嶺側,當時那里較為偏僻,阿興他們只能都在學校住宿,一星期回家一次。因為住校,阿興也認識了一些年紀比他大得多的歸僑學生,以印尼回來的居多,他們經常在宿舍里,彈撥吉他,搖動沙棰,用印尼語唱那《星星索》、《梭羅河》、《劃船曲》等。那時阿興常想,如果自己也有一把吉他就好了。但在當時,對一個窮學生來說,這愿望與賣火柴的小女孩的夢想差不多。那時,又有一位同學叫阿元,也喜歡音樂,和阿興成了好朋友,經常在一起交換唱歌心得。當時,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以及《長征組歌》已經誕生,里面的歌曲都是他們所喜愛的。他們曾在學校附近的一塊空地上,反復練唱寇家倫所唱的““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那幾句。曾有中央民族歌舞團在中山紀念堂演出,他倆晚飯后離校去觀看。看完后已無公共汽車,只得步行兩個多小時回校,但他們并不覺得累,興奮的心情持續了數日。白云山離他們學校不遠,他倆亦有登山的興趣,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他們不知登上多少回,這也是大自然的壯美景觀對我們這兩位十七歲少年的心靈的陶冶吧。

             文學和音樂都是高雅的藝術,如果阿興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或許他能夠當上一位文學家或音樂家吧。但是,如今,似乎這場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對象恰恰是文化,而且正是阿興所喜愛的高雅的文化,這就讓阿興感到困惑和不安了。

             他下了車后,仍在胡思亂想,一直往他所居住的越華路走去,回到了家門口。

                                           (二)    

          阿興的家在一條小巷的盡頭,這條巷子雖小,也有些名氣,半個世紀前,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廣州發動廣州起義,即黃花岡起義,起義的領導者黃興、趙聲等就看中了這條偏僻的小巷,把他們起義的指揮部設在巷中的某一所屋內,此后,那屋子也成了文物。

          阿興的家離那“文物”并不遠,在一幢舊房子的第二層,同一層中住著三戶人家,阿興一家只占其中的一廳一房,這種現象,在當年的廣州市,是司空見慣的。漸近黃昏,屋內比較黑暗,阿興進入屋后,見母親那公共廚房煮飯,也沒和她打一聲招呼,就回到房中,拿出二胡,拉起還沒拉熟的難度很高的廣東音樂《鳥投林》。還沒拉上幾句,只見母親一臉愁苦地急走進來,因怕鄰居聽見,悄聲說:“你爸在廠里挨斗呢,你還拉!”阿興登時呆了!想不到在學校里參與斗省長斗市長斗校長斗老師,現在輪到自己的父親被斗了!……她母親又驚慌失措地低聲說:“你不要在家里了,等下他們會來抄家,你快回學校吧!”

           當時,母親和父親在同一間工廠工作,那就是市民政局辦的一間烈軍屬包裝廠,皆因大哥和二哥分別于49和52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但這軍屬的榮譽在文革中已經沒有用,在工廠的書記廠長右派在舊社會曾當過地主小老婆當過妓女等人都被斗過以后,為深挖階級敵人,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八年的阿興的父親,作為“歷史反革命”也劫數難逃盡管他是廠里公認的老好人但此時的老好人,已被“揭發”出是隱藏極深的“老狐貍”。父親原在家鄉教書,當小學校長,抗日戰爭爆發,他投筆從戎,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參與抗日;抗戰勝利后即離開軍隊,并無參與打內戰,屬抗日軍人,所以文革前歷次運動,他亦安然無恙,但文革到來,已沒有什么政策可言只剩下“橫掃一切”了。由于阿興母親是貧苦出身,造反派還算有點良心,沒有殃及她,只叫她回避,所以她得以回到離工廠不遠的家中,不然的話,文化不高見識不廣的母親不知會怎么樣

          這時,阿興再一次看看母親的樣子,只見她眼睛微紅而帶淚,臉上皺紋顯得更多更深。知道,屋中不是住著關系原來就不好文革開始后變得惡劣的鄰居,她決不會強忍悲痛而一定會嚎啕大哭的!這時,母親又補充說:“你聽,那就是斗他的聲音,你還是快走吧!”阿興側耳傾聽,果然聽到不遠處工廠里傳來陣陣的口號聲。

          其時,阿興的大哥另有家室,在別處住;而那在讀初二只有15歲的妹妹,也在外面隨她的“戰斗隊”在“鬧革命”,早已行蹤難覓;已經18歲的阿興,面對如此的家庭突變卻毫無主見,他在猶豫著,不知到底應留下還是離開。這時母親再一次催促他:“你快走吧,你留在這里不知他們會怎樣對你的!”母親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場面,她除了擔心丈夫的安危,她也擔心兒子的處境,能夠避開,總會好些。此時的阿興,失魂落魄居然真的丟下孤獨的母親,走出了家門。多年以來,阿興也不敢詢問父母,那一個夜晚,他們是怎么過來的!也許他們會感到欣慰,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目睹那些慘劇,但作為兒女的,在父母最困難的時候,卻離開他們,這難道不該受到良心的譴責嗎?寫到這里,我也為阿興感到羞愧!

           如果說,阿興當時沒有親眼目睹那慘劇,也是不準確的,因為當走到巷子口時,借著朦朧的街燈,看到了一支隊伍出現在路上,前面一人,頭戴尖尖的高帽,手中拿著銅鑼,一邊敲打一邊踉踉蹌蹌地走著,后面跟著的人不時地喊著打倒某某的口號,周圍有一些圍觀的群眾。這是一個當年隨便可以看到的場面,阿興也曾隨著這樣的隊伍,輕松地或激憤地喊過各類的口號,然而這一次,顯然不同!被押解著走在這支隊伍前面的主角,自己的父親!盡管他并不能看到被押解者的臉,但他從那陣陣的口號聲中已經清楚地知道!他想迅速離開,但又心有不甘,他要看上一眼,要記住這慘痛的一幕!于是,他站住了,如同路人一樣。隊伍漸近了,他已能看清父親的身影。那是他十分熟悉的身影,十分熟悉的步子,他頂著高帽,低著頭,右手有節奏地敲著銅鑼,嘴上還要喊著什么,那內容,阿興是知道的,被打倒者也要喊打倒自己的口號------那一幕,其實阿興只注視了幾秒鐘,他就不忍再看下去,含淚轉身離開;然而,就是那一幕,讓他刻骨銘心記住了幾十年!

          阿興失魂落魄地穿過熱鬧的馬路和街道,來到了公共汽車站。此時已華燈初上,而他尚未吃晚飯,他一點也不感到口渴和饑餓,他渾渾噩噩地上了一部公共汽車,一會兒,汽車往學校的方向開去。在車上,他的腦子一片空白,他好象想不起什么,也好象什么也不敢想。車到總站后,他又一個人默默地往學校走去。

         大概八點鐘時候,他回到學校。他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同宿舍只有兩位同學,正在無聊地下象棋,見他進來,其中一位抬頭問:“你不是回家了嗎?”阿興隨意答道:“沒有。”同學也不介意,繼續下棋。那個時候,誰都可以出出進進,幾天不見也不足為怪。阿興趕緊去沖涼,然后躺在床上,想閉目養神。誰知,他剛躺下,學校的高音喇叭響了,廣播器里傳來了一的聲音,聲嘶力竭地喊著:“狗崽子們,快回家去革你們反動老子的命,別把學校當作避風港!”這樣的話平時也在喊,阿興當然不會在意,但那晚,他覺得那廣播似乎是沖著來喊的,他仿佛感覺到,周圍的同學好象已經知道已成為“狗崽子”了!“我還在學校避風頭”他問自己。一會兒,那廣播又在響,那男女在喊著同樣的內容。他覺得無法在學校呆下去,反正今夜也根本無法入睡!于是,爬了起來,離開宿舍,走到校園里。校園內并不平靜,不少同學來去匆匆,手拿大字報,提著漿糊桶,要到什么地方張貼。他知道,他留在學校里也不利,可能明天,他父親被斗的消息就會傳到學校,或許他也會被斗,或許被勒令回家與父親劃清界線,與其這樣,不如自己先離開。

            于是,他又步行了二十分鐘到了鎮上的公共汽車站。他想,如果有車就坐車,沒有車就走路回去。幸好,還有最后的一班車。他就坐上了最后的一班車,回到了市區,此時,已近十點鐘了他去找到一位平時很要好同學,說明原因,想在他家里過一夜,但是那同學吱吱唔唔,臉有難色地說:“我家很窄,實在沒有多余的地方……”也許,他說的是實話,也許,他也有顧忌,在那個時候,人人自危,給一個“狗崽子”留宿,說不定惹禍上身。

           阿興很理解地離開了他,不得不繼續在城中漫游。我不自覺地往家的方向踱去,漸漸來到了廣衛路的昌興街口。在離這個街口不遠的一處房子樓下,就是上文提到過的一班民樂愛好者夜夜演奏的地方,阿興常常站在那里聽他們演奏。此時,那班民樂愛好者可能已散伙了,革命時期,還能有這種閑情逸致嗎?阿興發呆地站在那屋子門口,又胡思亂想起來。

           “喂,你不是阿興嗎?怎么站在這里?”突然,阿興聽到有人叫自己。扭頭一看,原來是同班的同學阿潛。“你?……”他也奇怪,會在這里碰到同學。阿潛揚揚手中的一個小鍋說:“我上街買粥回去夜宵11點鐘了,你還在街上?”潛與阿興是小學初中直到高中的同學,只不過過去并無深交,但今夜這樣的情形之下,無意中見到他,阿興也只好如實告知:“今晚回家,不料父親被斗,家也被抄了,母親叫我離開,現在,我還不知該去哪里”“你父親……”“他們說他是歷史反革命。”阿興說這些話時,故意說得很坦然,因為他知道,阿潛也會和剛才那同學一樣,愛莫能助的。不料,阿潛非常爽快地說:“那么,先到我家去!”“你家?……”阿興疑惑地問,他有點不敢相信,阿潛會這么爽快,這么俠義。他仍在猶豫著,阿潛一把拉著他,說:“走吧,別想那么多。”阿潛的家就在昌興街某號,阿興也曾去過,阿潛這么邀請阿興如同迷途者看到了遠處的燈光,心中泛起一股暖流。就這樣,1966年的那個夏夜11點多鐘,進入了潛的家門

          阿潛的家人還沒睡,都在等著阿潛買的粥,當阿興進門后,屋內阿潛的父親、母親,以及阿潛的大哥阿庸、二哥阿恒、妹妹阿萍, 弟弟阿凡,都驚訝地望著這位不速之客。阿潛搶先把阿興的遭遇簡單說了。一陣沉默,使得阿興尷尬難堪。但很快,阿潛的父親即爽朗地說:“沒關系,沒關系,先住下,先住下。”他母親關切地問:“你吃過晚飯了嗎?”這一問,使阿興為難了,到了這時,阿興已感到十分的餓,他已無法說謊話,只得怯怯地說:“還沒有吃。”“那剛好,阿潛買了粥,你趁熱吃!”于是,阿興含淚把那一小鍋本來是一家人作夜宵的粥,幾乎都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阿潛的家還算大,有三個房一個廳,但要住下 七口人,也要巧作安排,此夜,阿興的到來,只能將就的睡,他與阿潛睡在一起。

                                       (三)

          那一夜,如果說阿興一下子就酣然入睡,那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他遇到了人生的這一突變,如今又戲劇性地躺在阿潛家那陌生的床上,可以說,整夜,他都無法入睡。他的腦子在不停地轉,他在反復思索著,為什么會這樣?這一切,都是怎么發生的?……  

          早在1965年的11月10日,當天的上海《文匯報》就出現了一篇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海瑞罷官》是一出歷史劇,評論評論也是很正常的事,對于善良的人們來說,這不過是文藝界的文藝批評而已,盡管文章的語氣并不友善,矛頭還指向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政治嗅覺靈敏的人,或許從文章的作者“姚文元”三字會悟出點什么,但是,對于象阿興那樣的普通的高中學生,實在是不會太注意的。到了1966年的3、4月間,全國的政治氣氛似乎有點緊張,報上那種“批判性”的文章多起來,字里行間都含有濃重的火藥味。由于當時的中國經常搞政治運動,即使是普通的高中生,也司空見慣,因而,也并不太在意。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刊登了姚文元的另一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反動本質》。這篇文章刊登后,全國各地的報紙都轉載,一時之間,弄得山雨欲來風滿樓。文章所指,并非三個普通人,都是北京市的領導人,吳晗是副市長,鄧拓是書記處書記,廖沫沙是統戰部長。此三人,被指“合股開了黑店”,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盡管,共產黨內也不時有大人物倒臺,如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但當阿興他們聽到鄧、吳、廖三人也是“壞人”時,依舊是感到很震驚的。

          5月16日,報上發表了一份更加震撼性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當年,中共中央也不時會有些“通知”,但多是通知到黨員,何以在報上大張旗鼓地發表?再看那通知的內容,原來不是一般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右傾”等小打小鬧,而是號召全黨全國人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反黨反社會主義“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我們的這些文化領域到底怎么啦?這真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文件!我們,應該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尤其是阿興那樣的“紅旗下長大”的青少年們,他們所看到的當時的中國,卻是一派歌舞升平、國泰民安的景象,即使是文藝界,也無什么不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三家巷》等小說;《上甘嶺》《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風暴》《燎原》《五朵金花》《冰山上的來客》等電影,《劉胡蘭》《江姐》《年輕的一代》《紅色娘子軍》等戲劇;《東方紅》《長征組歌》等史詩,正激勵著全國人民在努力學習,努力工作,誰能想到,文化部是“閻王殿”?廣大的教育工作者,正辛勤地培育著祖國的花朵,阿興他們那些中小學生,有許多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每個學期的“學工”“學農”,尤其是那一周的到附近農村與農民“三同”的“農忙假”,如到棠下公社,如到竹料公社,使他們得到真正的鍛煉;“學雷鋒,做好事”,是他們自覺的行動,不會象現在雷鋒“三月來,四月走”。當時的教育部,怎么會被“資產階級掌了權”?總之,他們看不出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但是,經領袖一點撥,他們才醍醐灌頂,豁然開朗,驚出了一身冷汗!是啊,不把那些被“壞人”奪去的權重新奪回來,勞動人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雖然有了一個“通知”,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誰也不知道,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不得不承認: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不過,運動的策劃者會教他們怎么搞。通知發出了幾天,5月20日,北京清華大學附中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這紅衛兵,是要“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江山”的。既然這“紅衛兵”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光榮,當然不能只是你們當而我們不當吧,于是,北京大學附中的學生也紛紛組織了“紅衛兵”。你北京的學生可以當“紅衛兵”,我們上海、武漢、廣州的學生為什么就不能當?于是,一夜至幾夜之間,“紅衛兵”組織風行全國!不僅中學有,大學有,工廠、農村也有……既然學生們都當“兵”了,要想他們安心地坐在教室里讀書(何況還是讀資產階級的書!)也難!當時,阿興他們都處于精神亢奮之中,腦子里盡是想著怎樣“緊跟……”如何“捍衛……”,以及到哪里去弄一件綠軍裝,一只紅袖章……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怕是校長和主任,不知該不該批評那些忽然無組織無紀律的學生;還有那些老師,上課時間到了,不知該不該去教室。

           社會無序,學校無序總不是正常的事,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便指令各地派出“工作組”以維持秩序。這是共產黨管理群眾、控制局面歷來都行之有效的一招。運動初期,他們學校也進駐了工作組,想不到,這次的工作組是短命的,因為,馬上就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

          也就是幾天之后,5月25日,在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內,貼出了一張轟動全國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寫大字報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黨的總支書記聶元梓,簽名的還有六人。宋、陸、彭是何許人?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及北大的校領導人,如果下級可以公開貼大字報質問和“揭發”上級,那么,社會必然亂了套。偏偏,這大字報受到了領袖的肯定和贊許,稱為“革命的大字報”,一時間,洛陽紙貴,全國城鄉,大字報鋪天蓋地,一股貼大字報、批揪黨委領導的“革命之風”開始風行全國。阿興他們當學生的,這回也可一顯身手,平時學到的“作文技巧”派上用場了,平時沒有認真學習的書法,現在悔恨太丑陋了。

          也還是幾天之后,5月2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一個“通知”:《關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通知宣布,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這幾個人,除了國務院副總理、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解放軍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中將(其時已取消軍銜)外,都是些有點怪異的人,如陳、康、張;而領袖夫人江青,也穿起了一套軍裝,說不出是英武還是怪異。閱歷豐富,精通歷史的人,一看到夫人干政,就知道國將不國,但阿興那樣普通的中學生,怎么會想得那么深透?正“阿姨”“旗手”,喊得親切!還有一個人,那就是林彪。林彪是一位共和國元帥,有不少傳奇的故事,然而,解放后,他很少露面,不象陳毅元帥、賀龍元帥、葉劍英元帥等經常出現在報刊和電影新聞中,國人并不很清楚他的真容,想不到,此時,他忽然被提拔為副統帥。當得上“副統帥”,總該高大威武吧,然而,國人看到的,是一位干瘦矮小的人,一臉病態。但是,平型關、平津、遼沈戰役大捷的光環,仍在籠罩著他的禿頭,阿興以及國人都堅信,英明領袖選拔的接班人,肯定沒錯!

          派往各地的工作組被撤回了,全國將會出現一種什么樣的局面?阿興輾轉反側,不久前發生的事,仍歷歷在目……

          由于是“文化革命”,當然就得破除舊的東西,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開始了。何為“四舊”?前段時間阿興也“瘋狂”了,已分不清黑白好壞,現在靜下心來想想,才覺得可惜,才覺得可怕!他也參與去破除的是什么?是美的事物,如書籍,如電影,如名畫,如古玩,如唱片,甚至花鳥魚蟲,甚至皮鞋連衣裙……當年都要掃除、毀滅,如同柬埔寨的波爾布特、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所為。不同的是,去掃除、毀滅那些“四舊”的,都是受過十多年教育的有文化的青年學生,他們虔誠地、滿腔熱情地去破除“舊事物”因為他們相信,“破四舊”之后,就會“立四新”,那是何等美好的前景啊!他們曾被人帶到仰忠街的一戶人家,那主人據說過去是個“資本家”,他們把他的家具和物品從樓上搬下,弄到卡車運走,至于運到哪里,他們并不關心。隨后,他們又到了一個中年尼姑的家,好好的公民不做,為什么偏偏當尼姑?肯定不會是好人,于是,受街道某些人的指使,他們在她那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小屋里,還是掃除了一批物品。那可憐的尼姑站在一旁,神情呆滯,恐怕這事件之后,她會不久于人世。和阿興一起參加這“革命行動”的,是幾位平時溫柔可愛的女學生,如今穿上半舊的草綠軍裝,系上粗闊的軍用皮帶,說話的聲調也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度,不時還蹦出一兩句“他媽的”罵人的話,阿興聽著,也覺得順耳,正是“不愛紅妝愛武裝”。他還想在家里“破四舊”,偷偷把父親珍藏的字帖拿出來,準備燒掉,不料被父親看見,父親黑著臉,雙眼狠狠地瞪著他,一言不發。父親這少有的相貌,把他嚇退了……

          隨著運動的深入,斗爭的矛頭已經不是僅僅指向鄧拓、吳晗、廖沫沙這類級別的人物,保過吳晗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彭真,反對林彪在軍隊搞個人崇拜的總參謀長羅瑞卿大將,扣壓過批判吳晗稿件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四位中共高級干部、開國元勛,原來也組成一個“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把阿興他們嚇了一跳!于是,他們全校學生參與了聲討北京舊市委,支持北京新市委的游行,省委、市委領導人趙紫陽、尹林平、林李明、區夢覺、王德、曾生等似乎也岌岌可危。他們步行到省委、市府,喊一通口號,又步行回瘦狗嶺學校。走那么長的路雖然辛苦,但總比上課好玩得多呀!

          被點燃和煽動的烈火在熊熊燃燒,學校會是一片凈土?學生們也要尋找“牛鬼蛇神”了。不久,即挖出了一位對男學生耍流氓的歷史教師,于是,那上了年紀的流氓男教師被全校共討之。這樣的教師畢竟很少,學校的領導和其他老師能幸免嗎?正校長是位老革命,曾是海南瓊涯縱隊的領導人之一,被學生揪斗了;副校長也被學生揪至禮堂批斗。批斗期間,有人帶頭喊口號,大家包括阿興等跟著揮動手臂呼喊,不跟著呼喊肯定是不行的。批斗會后,一副女學者風度的她被學生剃了個光頭!原來,一個女人沒有了頭發,腦袋是這么的小!阿興實在不忍看到她那光頭的樣子,但又能怎樣?老師駱某某,白凈清瘦,仙風道骨,不要以為他是個白面書生,他會玩樂器,會打排球,而文學方面的造詣就沒得說了,是阿興敬佩的人。文革開始后,也被揪斗,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之類,于是,他也被剃了個光頭!他的頭本來就小,沒有了頭發的裝飾,顯得更小,甚至比副校長的還要小!那年,不知為什么有一餐要吃“憶苦餐”,那食物是用粗糠伴一些番薯煮成,十分難咽下。某同學等奉命捧著一大碗“憶苦餐”到被監管的駱老師處,要他吃下,感受勞動人民舊社會的苦難。他們以為,駱老師必然無法吞咽,不料他勺勺入口,徐徐咽下,臉不改色,泰然自若。學生問:“好吃嗎?”駱答:“好吃,好吃!”學生們無言以對。不要以為只有象駱老師那樣的“反動學術權威”會被揪斗,年輕的教師也會“著了道兒”,如年輕的女教師梁老師,也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揪了出來,也被剃光了一頭秀發。當為人師表者受到如此的對待,有些人則無法忍受,認為“士可殺不可辱”,于是,就出現了本書開頭的方老頭“自絕于人民”的事……

          阿興忽然想到,如今,自己的父親也一下子淪為“反革命”,他也會自絕于人民嗎?他的心又驚又痛,只盼著這漫漫長夜快點過去……

                             (四)

      過了一兩天,阿興才壯著膽回到家里。鄰居看著他,都投來異樣的目光。家中已被抄過,擺在廳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見了,房間里的書籍不見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親回來,兩天不見,她瘦削多了,雙眼無神,帶有淚痕。他低聲地說:“你怎么回來了?……家里值點錢的東西都給拿走了……“說著即垂淚。阿興亦黯然。不久,父親回來了,阿興抬頭看了他一眼,低聲喊道:“爸……”父親只是點點頭,似有愧色。這時,阿興注意到,父親的頭發被不規則地剪過,他知道這叫“陰陽頭”,剪一半留一半,是故意對“牛鬼蛇神”們進行羞辱的。幸好,他父親的頭發本來就不多,所以那“陰陽”并不太明顯。此外,他還注意到,父親的胸前掛著一塊小黑布,上面寫著“歷史反革命”五個白色的字。不過,父親進門時,他右手拿著一本《毛選》,手臂彎曲,有意無意地將那塊黑布給遮住了。這是一個用心良苦的動作,阿興是完全理解的。除了那“陰陽頭”,阿興覺得父親似乎沒有其他的傷痕,應該沒有受到毒打之類吧,這在當時,已算很幸運的事了。此時,他們父子見面,不知說些什么好,但是,有一點,他們都明白,從今以后,他們就得共同承受這一突如其來的厄運。

      有關阿興家庭日后的情況,我們還會敘述到的,現在先轉到另一內容吧。

      自從那一夜得到阿潛一家俠義相助,阿興與這個家庭便熟悉起來并交往頻繁。這是一個 七口之家,父親六十多歲,已退休在家。退休之前他具體從事什么工作,阿興沒有細問,但應是職員之類,從他的談吐舉止,可以猜想他應出自有教養的人家或書香門第。雖上了年紀,但老人家精神爽朗,似童心未泯,絲毫不見古板固執。他兩眉微白,雙目有神,更顯慈祥和藹。母親似乎比父親年紀小很多,不過也五十來歲了吧,眉目清秀,手腳麻利,并無老態。她是一位小學教師,和藹可親、耐心細致,小學女教師的特點盡顯于一身。 阿潛介紹過,他外公是美國華僑,他們住的樓房,就是外公寄錢回來建造的。

      大哥阿庸,其時20歲,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略帶點書卷氣。也難怪,他已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就讀于 廣州石牌那所培養教師的大學。二哥阿恒,其時19歲,同樣是一位英俊的青年,不同的是,他的神情略顯深沉,或許,他正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因他是越秀山下的那所著名的中學高三級的學生,文化大革命一來,使他茫然了,不知什么時候才能參加高考,才能踏入大學之門。妹妹小萍,與二哥同在一所學校,其時15歲,只是個初二級學生。小萍是一位漂亮的女孩,眼睛大而明亮,笑起來雙頰有兩個小小的酒窩,兩條黑亮的辮子拖在腦后,顯得活潑可愛。可能年紀尚小,很少見她有憂郁的表情。 而弟弟阿凡,只是一位小學生,大概是五、六年級,由于不用上課,那就更加少年不識愁滋味了。

      阿興的同學阿潛,年齡與阿興一樣,剛好18歲。論樣貌,他應是四兄妹中最遜色的,他身材不及大哥、二哥的高大,步履不及他們的堅實,面容不及他們的英俊,甚至聲音也不及他們的渾厚,按綜合素質來分析,他應與體育界無緣,與演藝界也難沾邊,不過,阿興注意到,他的頭腦轉動得很快,屬聰明一類,將來如果當上文史哲某一領域的學者也是不奇怪的;另外,阿興覺得比不上他而又最嫉妒的,是他雙手的十指長得細長而勻稱,且顯得靈巧自如,自己的十指則相形見絀了。這樣一雙手,當然不適宜用來握鋤頭或開機床,阿興常想,如果這雙手換成是自己的,那該多好,什么《鳥投林》、《二泉映月》那些高難度的樂段也難不倒自己了;而阿潛并不會玩樂器,白白浪費了一雙樂人的手!

      阿興雖說與阿潛一家熟悉了,但在1966年下半年,他還很少踏足阿潛家,因他們仍多在學校“鬧革命”;而且,1966年的8月至12月,是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最瘋狂的幾個月,阿興、阿潛以及他們的兄妹,作為青年學生,不可能不參與其間。在文革開始后,學校曾進駐過“工宣隊”,即由一些工人組成的工作隊;其后,又進駐了一支“軍宣隊”,即由解放軍官兵組成的工作隊。那時候,學校還是有點次序的,還是有領導的。那年的8月18日,首都北京,天氣炎熱,陽光普照,那天,一魁梧一瘦小的正副統帥,帶上一位妖婦,外加幾位奇形怪狀的“革命左派”,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把人們心中虔誠的火焰煽至無以復加的高度,“堅決緊跟”“誓死捍衛”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之后,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涌向北京,等候統帥的檢閱,于是,全國的大中小學校,全都亂了套。當然,能夠赴京“朝圣”的,都是經過挑選的“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象阿興兄妹那樣的“黑七類”子弟,以及阿潛兄妹那樣的不紅半黑的子弟,都是沒有“朝圣”資格的。

      但是,政治家們為了某種政治目的,惟恐天下不亂,在勸阻“紅衛兵”不要都涌到北京的同時,竟慫恿和支持青年學生們到全國各地開展“大串聯”,讓不亂的地方也要它迅速亂起來。于是,阿興也顧不得正在受苦受難的父母、與阿潛以及他們的一些同學趁“亂”出行,名義上是“革命大串聯”,實質上是“游覽祖國的風光”,能到多遠就到多遠,反正各地都被勒令開設接待站,為“革命小將”們提供吃的飯和睡的鋪,無須什么證明,只須手持一面印著“某某戰斗隊”的旗幟。阿興阿潛還記得,他們和一大班男女同學們,如阿霖、阿詹、阿生、阿仁、阿育、阿康、阿郎等男同學;小鈺、小逸、小蓉、小茹、小芳、小媚、小寧等女同學,在一部貨車的車廂內站了整整一天,從廣州到達了湛江時,個個都蓬頭垢面。他們在湛江玩了幾天后,又在某夜以沖鋒陷陣的勁頭擠上了一列火車,坐到了廣西的省會南寧。在南寧玩了幾天后,阿興想起太平天國的起義地點就在附近,即發懷古之幽情,兼想學習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馮云山、楊秀清、石達開們的造反精神,便轉到貴縣、桂平游覽。本來桂北還有桂林、柳州等名城,但阿興見天氣轉涼,并非憶及家中的鱸魚燴,而是擔心父母,于是,在游罷梧州之后,打道回廣州了。但他有些同學覺得意猶未盡,阿詹、阿鐵等再遠赴四川游覽杜甫草堂;阿霖、阿郎等甚至到了東北的松花江戲水。

      由于幾乎全國的學生都在“串聯”,比起現在春節期間的民工潮還高漲十倍,汽車、火車、輪船等交通工具不勝負荷,政治家們忽又提出一個更堂皇的口號:“學習紅軍長征的精神,步行串聯。”果然,虔誠的學生們也紛紛響應,象阿興那15歲的妹妹,和她的一班女同學,真的扛著一桿“某某戰斗隊”的旗幟,從廣州一直走到湖南的韶山,再從韶山走到江西的井崗山,然后再走回廣州!而阿興吃苦與冒險的精神不夠,只與幾位男同學如阿詹、阿生、阿仁等作短途“步行長征”,第一天行至順德的大良,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欖;第三天行至石歧;在石歧玩了兩天,再行至江門,玩了兩天,再轉回廣州。啊,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這種千古奇觀,竟讓阿興、阿潛和他們的兄妹以及同輩人遇上了,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吧!

      更幸運的事還有。1967年元旦剛過,上海一位年紀不大、眉目清秀的、由工廠車間主任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司令”的王司令,竟然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大逆不道、違反憲法的事,又竟然得到了最高統帥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全國刮起了“一月風暴”,“造反派”紛紛奪取各省各市各級的政權。

      某日,阿興與阿潛等同學在已經完全不上課的學校里閑逛,忽有一小“司令”阿喬提議:“學校的權還沒有誰去奪,不如我們先下手為強!”這一提議立即得到響應,這事畢竟是又好玩又屬于“革命行動”。阿興想退縮,因他考慮到自己的身份與“奪權”這行動不相符。但阿潛鼓勵他說:“去湊湊熱鬧也好。”于是,他們也成了“奪權戰斗隊”的成員,參與了一個討論“奪權方案”的會議。

      方案很快制定,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既要奪權,就得師出有名,履行一些必要的程序,一篇《奪權聲明》是必不可少,說明學校的領導權已經被資產階級掌握,已經完全爛掉了,現在由我們革命小將來掌權等等。本來,寫《奪權聲明》這樣莊嚴的使命,是應由一位“根正苗紅”的人來完成的,但“奪權司令”阿喬環顧四周,根正苗紅者沒有,根稍正苗稍紅者,并不會寫,于是,他指著作文較好、似乎擔任過語文科代表的的阿興說:“你來寫!”阿興大吃一驚,自己只是來湊湊熱鬧的,反而受命要完成這莊嚴重大的使命!老實說,這篇《奪權聲明》他并不是寫不出,他讀過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也學過《毛選》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等,再借鑒街頭無數的“戰斗檄文”,不說倚馬可待,也能一小時可待;他不安的是,以他一位“黑七類”子弟,去參與奪權,并寫作此聲明,實在不大合適。猶豫之際,“奪權司令”阿喬迫不及待,再次命令道:“別想那么多,快去寫,大家等著呢!”事已至此,阿潛也在一旁鼓動道:“寫就寫,誰認真去看?”阿興想想也是,不過是形式而已,于是,找來紙墨,大筆一揮,就把自己設想為駱賓王。

      《奪權聲明》寫好后,阿興捧著墨跡未干的大紅紙,隨著那“司令”阿喬以及數位“戰友”去到學校的教導處。其時,校長副校長教導主任等早已被打倒或靠邊站,辦公室內唯見一位總務主任。“司令”說了一番話,宣讀了《奪權聲明》后,則不知該干什么了。倒是那總務主任鎮定,望著他們,問道:“那你們要怎么做?”這一問,反把他們問啞了,是啊,下一步該干什么?那時有一出電影叫《奪印》,印把子就代表政權,不知是誰想到這一點,說:“我們要接管學校的公章!”總務主任想了一下,無奈地從保險柜中拿出學校的公章,看著“司令”說:“公章我可以交出,但你們要寫一張收條給我。”這位忠于職守的總務主任,他的要求并不過分,于是“司令”阿喬照辦了。就這樣,學校的“印把子”落到“司令”手中;落到了他們那班胸懷滿腔革命激情但又幼稚無知的小青年手中。

      這件荒唐的事,阿興記住了幾十年,每次回憶起都想笑,但也想哭。“是誰教我們做這樣的荒唐事?!”是啊,把學校的公章“奪”過來了,他們會掌權嗎?他們能管理好學校嗎?當時的學校還算是學校嗎?事實上,“奪權”之后,學校徹底不成學校了,學校徹底地成了“無政府狀態”;成了“戰斗派系”爭奪的戰場。只有個別當年以“難僑”身份從蘇哈托的治下被迫返回國的歸僑學生,由于無家可歸,只得把學校當作“收容所”,無奈地棲身在學校的宿舍中;而象阿興和阿潛等廣州籍的學生,大多都撤回城里的家中,他們的“學習生涯”宣告結束。

      阿興和阿潛撤回廣州家中后,想不到開始了他們的一段有點浪漫色彩的“仙樂風飄處處聞”的生活。

                           (五)

      1967年1月某天的上午,阿興來到了阿潛家,只見阿潛全家人都在屋里。父親這個時候本該到公園散步的,但由于市面上亂糟糟的,他只好呆在家里;母親本來應該到學校上班,去教那些天真爛漫的孩子們認字算數的,由于學校停課,只得困在家中;最絕的是, 四個兒子一位女兒,從大學生到初中生到小學生,竟然都無課可上,全都呆在家中。阿興看到,只有大哥仍手執書卷,而三位中學生與一位小學生,則顯得無所事事,而阿潛,則更是一臉的煩躁。

      “你來了,太好了!”見阿興到來,他略顯高興。

      “我在家也悶死了!”阿興坐下,嘆了一口氣。

      “你們這樣下去,怎么得了!”作父親的憂心忡忡地說。

      “是要想想辦法,至少得學點什么吧,怎能這樣浪費青春!”母親畢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深知最不能浪費的是青春歲月。

      “學我這樣吧,”大哥放下手中那本不知是愛因斯坦還是牛頓的厚厚的書說,“管他外面怎么樣,知識總是有用的。”

      “誰象你,一天到晚看書也不累,我就不行。”小萍甩著她的長辮子說。

      “我也想和同學去革命,但趙太爺不準阿Q革命,有什么辦法。”二哥很恰當地引用了魯迅先生筆下的形象。

      “準你去也不要去!”父親嚴厲地喊道,“這算什么革命?能和五四運動相比嗎?”聽他的口吻,似乎老人家參加過那場反帝反封建、提倡民主與科學的運動吧。

      阿潛聽著有點心煩了,對阿興說:“這屋里人太多,我們到街上走走吧。”

      “好,到外面散散心。”阿興也同意。

      于是,這兩位無課可上的青年人,又和前些天那樣,到街上閑逛去,不過,這一回,讓他們有了一個新發現。

      這是一個什么發現呢?原來,他們漫無目的地在街上閑逛,到達越華路時,迎面走過來一位姑娘。她穿著樸實的衣裳,與普通的女學生無異,頭發剪得短短的,眼睛大大,很有神采。她與眾不同之處,就是她手抱著一個小提琴盒,看她小心翼翼的樣子,想必里面放著一把很貴重的琴吧。

      抱琴的姑娘,總會給人清雅脫俗的感覺,眼前這位姑娘亦然。在她即將與阿興和阿潛碰面時,兩位男孩高興地喊起來:“多多!”

      被喊作“多多”的這位姑娘,一下楞住了,但隨即也高興地笑著說:“是你們呀!”

      “你去哪兒?”阿興問。

      “我的琴有點毛病,前幾天拿去修理,現在修好了,正拿回家。”多多說著,反問他們,“你們去要去哪里?”

      阿潛搖搖頭,說:“學校停課,沒事干,到處走走。”

      “那……”多多說,“不如到我家坐坐吧。”

      兩位男孩互相望望,點點頭,反正他們沒個去處。于是,他們跟著多多來到了不遠的她的家。

      原來,多多姓楊,是他們小學時的同學。多多讀小學時,即學拉小提琴,經常在學校的文藝會演上演出獨奏。學琴的孩子,在今時今日并不少見,許多家境不錯的家庭,都希望兒女成龍成鳳,在孩子的休息日,或勸或逼他們學鋼琴、小提琴、琵琶、古箏等,當然還有學畫學舞學英語等的,于是各類“神童”層出不窮。但在數十年前,從小開始學琴的孩子肯定極少,阿興他們知道,多多的母親不過就是他們小學的老師,不知為何有此真知灼見又為何有此經濟能力。

      多多的家就是小學的教師宿舍,小得可憐,多多陪著他們說了一回話,無非是說些別后彼此的情況。多多與阿興他們不同的是,她小學畢業后,考上了音專學校,可以繼續拉她的琴,此時,她們學校也是亂糟糟的,她只得回到家里住。

      說了一回話后,多多說:“你們坐坐,我要試試琴音。”于是,她把琴取出,調好音,并給弓子擦上松香。這些程序,阿興是很清楚的,因他也是拉二胡的人,但阿潛就未必知道了。

      多多夾好琴,用弓子隨意地拉奏了一會,然后,她脫下那件較為肥大的外衣,現出了一件長袖的白襯衫。她挺挺胸脯,兩位男孩都同時能感受到她胸前那曲線的迷人。她半瞇著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于是,突然拉動琴弓,發出了幾個清脆悅耳的琴音;接著,她忘情地、陶醉地拉奏著,她拉的是什么曲子,阿潛肯定不知道,連阿興也不知道,因那不是廣東音樂,不是他熟悉的民歌小調,他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那曲子必是西洋古典樂曲,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輕快時而緩慢,說不出它表現的是什么,但又總覺得聲聲入耳,段段扣心。再看那多多,雙眼半瞇,雙眉小皺,身體微搖,左手四指飛快地變換,右手拉弓上下飛舞,一串串無比動聽的音樂就這樣產生!阿興讀過白居易的長詩《琵琶行》,讀過《老殘游記》中的《明湖居聽書》等,里面都有用文字來形容音樂的,但要叫他用簡單的文字來形容多多所演奏的樂曲,他肯定也做不到,他唯一想到的,只是一個成語:出神入化。再看看剛才還有點好動的阿潛,此刻一動不動地聆聽著,猶如一尊雕塑;他的眉頭緊皺,他的雙眼死死地盯著多多左手變換著的手指,大概他想一下子弄明白,那些音符是如何產生的!不用說,一位普通的音專學校學生的琴技,是足以震懾粗通音樂和樂器的阿興以及并不懂音樂和樂器的阿潛的;更何況,多多的形象,漸漸幻化成一位天使、一位女神,無限溫柔無比美麗地聳立在他倆的面前。

      在一陣激越的快弓之后,多多突然用力地拉了幾下和弦,然后戛然而止,猶如白居易所寫的“四弦一聲如裂帛”。此時,多多又深深地舒了一口氣,再慢慢地把小提琴垂下。兩位男孩,顯然還沒有從樂曲中醒過來,仍怔怔地呆坐著……

      “太好聽,太神奇了!”阿潛眼瞪著多多,由衷地贊嘆。

      “很好聽,是什么曲子?”阿興也由衷地贊嘆,并問道。

      “是門德爾松的‘e小調小提琴協奏曲’的片段。”

      老實說,光是“門德爾松”這四個字就讓兩位男孩羞愧得無地自容,他們何曾聽說過這個名字?更不用說對那位作曲家的了解了;再說,那樂曲的名字也太高深莫測了吧,已經大大超出了他們理解能力的范圍,那樂曲是表現什么的,他們連問都不敢問呢。后來,他們是怎樣離開多多的家的,他倆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帶著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一種心胸被敲擊的感覺,一種蠢蠢欲動的感覺,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而離開的。

      一連兩天,阿興發現阿潛象變了一個人,變得沉默寡言,似心事重重,阿興曾小心地詢問他,他搖頭而不答。阿興揣測,莫非這次見到了多多,使得阿潛產生某種非分之想?老實說,多多的形象也在他眼前晃動了幾乎一天一夜,多么清新脫俗,多么才華橫溢的姑娘啊,教我如何不想她!但是,阿興畢竟有自知之明,在多多這只天鵝面前,自己實在只能算一只癩蛤蟆。而阿潛的沉默寡言、心事重重,莫非他仍沒有意識到他自己也是一只癩蛤蟆?

      第三天晚上,阿潛約阿興漫步到了珠江邊,到了沙面。面對著白鵝潭中浮蕩著的一輪明月,阿潛開口說話了,阿興兩天來的疑惑,這時也得到開解了。

      “我想過了,”阿潛說,“我們不要浪費光陰,我們可以趁此機會學一門技能。”

      “學一門技能?”阿興大惑不解,問道。

      “對!就學小提琴!”阿潛果斷地說。

      “這兩天來,你心事重重的,莫非就想著這事?”阿興瞪大眼問。

      “是呀。”

      “就想這事?我還以為……”

      “以為什么?”

      “沒什么。……這事可行嗎?怎么學?”

      “我想到了許多可行性。”

      “說來聽聽。”

      “首先,我們想辦法買一把琴;學琴的地方就在我家,他們不會有意見的;多多現在在家,可以教我們入門,我們入門后,就可以自學。”

      阿潛把這事說得輕而易舉,阿興差點嗤之以鼻,他說:“你以為學琴就那么容易?我學拉二胡學了幾年還未學好呢,還說四根弦的小提琴!”

      “我就不信學不會,只要有恒心。”阿潛還是信心飽滿。

      既然如此,阿興不得不認真想想了。平心而論,以阿潛的聰明,學拉琴也不會蠢鈍的;還有,別忘了,他雙手十指細長靈巧,先天的條件就不錯,怎能認為他學不會?不過,一想到要買一把小提琴,阿興就犯愁了,目前,父親被監督勞動,每月才發20元的工資,怎么開口向他要錢買琴?!

      “我恐怕沒錢買琴。”他如實說。

      “這個可以想辦法,”阿潛仍把這當作小事,“關鍵是你有沒有決心去學,要學就真正地學,爭取達到多多一半的水平。”

      阿潛大概還不知道,達到多多一半的水平,也是很了不得起的。不過,既然他如此有信心,阿興也不便再潑冷水,于是,在這一夜,這對年輕人作出了一項很重要的決定,而這一決定,對他們今后的人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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